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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展翅（1） 作者：郑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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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上海，虽然严冬已过，大地回春，路旁的枝头已经悄悄地探出嫩芽，但早晨的寒气依然那样逼人，激人肌肤。这是一九七O年。
在一条本来并不起眼的小马路边，有一所同样不起眼的中学，今天却和上海的其他许多中学一样锣鼓喧天，热闹非凡：挂在高处的那几只高音喇叭张着大嘴，抻长脖子正在声嘶力竭地宣读着一篇战斗檄文：“--远，怕什么？红军不怕远征难！冷，怕什么？梅花欢喜漫天雪！苦，怕什么？战地黄花分外香！--”正对大门的山墙上，红底金字夺人二目：“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校园四周，各色彩旗插遍了所有角落，寒风中它们时而低垂，簌簌发抖；时而奋起，挺胸昂首。
操场上，聚着一大群身着绿色军棉袄，头戴长绒棉帽的男女青年。他们有的高谈阔论，亢奋激昂：立志要在反修防修的最前线一展宏图。有的恋恋不舍：校园，课堂，同窗，将要成为回忆。有的则显得无可奈何：上山下乡十年不变！既然市革委早有定论，那就晚走不如早走，近走不如远走，免得那些里弄干部天天堵着门敲锣打鼓喊口号，搅得四邻不安的。总之一句话，毛主席指出一条道，我们跟着走不会错。
绿色人群中，夹着一位和大家一样绿的小伙子，他好像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或环顾着校园，或靠着墙注视着神态各异的伙伴们，脑子里在想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我，这就是当年为了证明父亲不是畏罪自杀的叛徒，母亲也不是秘密潜伏的汪伪特务而坚决报名远行黑河的我。在“黑七类”子女禁止前往边境的当时，我却被区里特批了，个中滋味，舍我谁知？
那一年，我还未满十七岁。
“到了那里自己要当心。”一声轻轻的叮嘱，唐老师不知何时站在我面前。她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胖胖的像尊佛，在学习上，她对我的要求总是那么苛刻：常常因为字迹不整或卷面不洁不给我打分，还单独留我练写字……，说我对她“恨之入骨”一点都不夸张。所以，自她调入中学一年来我从未理睬过她，今天却感到有点亲切：“谢谢，谢谢唐老师。”我不知该怎么表达，本能地躲避着她的目光。
“喂！快来，你怎么躲在这里？”也是一身绿的陆亦顺站在高高的台阶上终于找到了我，眉飞色舞地招呼道：“你班姚老师找你呢，快去呀。”正好摆脱窘境，我赶紧随他跑向办公室。
出来时，我的左臂上多了一只和兴奋的脸色一样通红的袖章。不时地，我会偷偷地望它一眼，“红卫兵”三个金色大字让我怦然心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支毛主席亲自肯定的革命青年敢死队一直在破旧立新、涤荡污泥浊水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中冲锋陷阵。而我虽然也是热血青年，也“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党中央”却因为家庭问题一直被排斥在队伍之外。直到今天，倒是因为我在上山下乡中的积极表现被视为通过了考验，终于被革命所接受，所信任，叫我怎能不激动。
不知何时，开来了几辆大卡车，停在操场上，没有蓬，只有加高的护栏，未熄的引擎一阵阵地轰鸣着，像是几匹刨着前蹄，打着响鼻，急着要上战场去厮杀的战马。
该上车了，我最后环视一遍我的母校，透过一片红花、红旗、口号牌及挥手告别的师生们，我的目光落在了墙根处一名憔悴瘦弱的中年女人身上，此刻她正神情木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真的是她，孙亦娇，我们的英语老师。
据说，这位全校最漂亮的老师当年做过驻沪美军的翻译小姐，如今当然在劫难逃。现在除了随时都会被拉去挨批斗外，就是在主席宝像前面忏悔般地早请示，晚汇报，和一群“牛鬼蛇神”们一起做些扫厕所之类的粗活，脏活，“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
她当过汉奸！是阶级敌人！谁都可以惩罚她。我也总想啐她。
忘不了那一次，我闲来无聊，便故意命令她去移动一个碾压操场用的大石滚子，可当她累得满头大汗战战兢兢地到我面前立正报告：“革命小将，我实在拉不动了。”的时候，我突然感到鼻子一酸：不知我那身为中学校长，头戴特务“桂冠”的老娘此刻是否也在自己的学校里被自己的学生肆意地作弄折磨……？惊醒之余，我故作潇洒地挥挥手饶恕了她。
想起往事，心中一阵酸痛，鬼使神差般我快步向她走去。
晨光中，只见她那虽未发白却毫无光泽的短发凌乱地随风摆动，特别是额前那一绺，不知是因为无知，还是慑于寒风的淫威，正在勉强地但又是使劲地在主人那张原本保养得很好，如今已经被改造得很工农兵的脸庞上不停地搓来蹭去。此时，她把身体的重心倾置在双手拄着的那杆畚箕长柄上，根本不理会我的走近--呆滞的目光告诉我：她记不得我了。
“孙老师，再见，您多保重。”
孙老师张了张嘴，一时还不过神来，怔怔地目送着我随大部队一起爬上卡车，胸佩大红花，臂戴红袖章，迎着寒风，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声中出发了。
我站在卡车上，抓着车厢板，把棉帽的两个毛耳朵放下来（这样可以暖和点）。望着插在车上迎风飞舞，啪啪作响的那面大旗，不免有点暗暗得意：这是我的杰作。因为当时家里有缝纫机的学生不多，自己会玩的就更少了，所以制旗这个光荣任务便交给了我。这又薄又滑的绸料还真让我费了好大劲，为啥？还不就是为了今天？瞧，红旗中央“北上”那两个金色大字，在晨曦中显得多么鲜艳夺目！
车队载着我们游街似地在市区的几条大马路上转了几圈后，来到了彭浦火车站。本来这里是一个装卸煤沙的货运车站，现在作为上海知青上山下乡的始发站已不知送走了多少志在四方的热血儿女，在一代人的记忆中插入了难以磨灭的一页。
一列绿色的硬席客车，巨龙似地卧在铁轨上，长长的，有十四节吧。
站台上，满地的旅行袋、铜鼓包和装满水果杂物的网线袋。满耳的叮咛声、呼唤声和车站喇叭的播音声。满眼的绿棉袄，大红花和形形色色的送行家属。他们一早赶来，好像送的是荆轲，有依依不舍的，有百般叮嘱的，有眼圈红肿的，有强颜欢笑的。
我看到嬷嬷了，我家的老邻居、老保姆，是她带大了我们弟兄三人。几年前，父亲死了，母亲又被关进“牛棚”，家里就剩我们三个需要关照的小男孩。那么多的亲友不是自顾不暇，就是对我们惟恐避之不及。除了远在闵行自身也难保的姑姑每个周日来上海为我们操劳一阵外，平时我们就仰仗嬷嬷经常来帮忙，洗洗烧烧分文不取。她本来出身贫苦，根本不畏人言，她也不在乎什么阶级界线，只知道做人就要讲良心。
阿五也来了，他母亲与我母亲当年曾经一同干地下工作，如今当然也一同当“特务”。可他倒好，整天大大咧咧的满不在乎，倒也不失为一条不错的养身之道。
嘿！汤传伐。我知道今天准少不了他。他是我小学和中学的同窗，大我半岁，我俩是死党。有个故事我至今还常常挂在嘴边--在最困难的那一年，我和两个弟弟在家过除夕，没钱买年货，也无处去串门。他来了，虽然自己家境也不佳，却硬是给我们端来了一大砂锅由他母亲亲手烹制的红烧肉。雪中送炭哪！那一天，我们四兄弟在一起吃了一顿令人难忘的年夜饭。要不是有胃病，他也会上这趟火车的。这会儿，他正和我妈妈及几位送行的亲戚在那里热烈地讨论着什么。
妈妈是个抗战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牛棚”里关了整整一年，刚恢复自由不久。虽然还未知天命，两鬓却已渗出缕缕银丝。但她从来就是一个乐天派，要不然，当年组织上要求取化名时，她怎么会选择了“乐民”并沿用至今呢？在众多的送行者中大概只有她仍然那样爽朗，那样谈笑风生，倒像是在送子进京就任。
望着母亲那为了给我打点行装而彻夜未眠的双眼，我突然觉得有股冲动，差一点随着正在广播的样板戏唱出声来：“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
……。
“呜--”一声长鸣过后，“巨龙”猛地震动了一下，便喘着粗气开始慢慢地向前滑动。顿时，车厢内和站台上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片尖叫声和哭喊声，撕心裂肺一般。阿五和传伐拼命地挤到车窗前伸进手来，一边随车慢跑，一边跟我使劲握别。
透过车窗，我看见嬷嬷正在低头抹眼睛。妈妈，妈妈呢？车站在后退，在缩小，我一直没有看见我的妈妈。
“咣档咣档--，咣档咣档--”铁轮撞击着铁轨，撞击着两代人的心。在这特殊岁月里的特殊乐章中，绿色长龙满载着理想、抱负和憧憬，满载着眼泪、无奈和迷茫，向北！再向北！
十多年后，受某财贸中专的聘请，我因故回到了母校，那里的老师都已换了。我从一个老校工口里得知：在我们走后的第二年，孙老师在自己挚爱的教室里，用一根绳子挽成了一个大问号过早地解脱了自己。
（作者系黑龙江爱辉县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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