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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两年 作者：宋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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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十月的一天，我走出了呼和浩特火车站。这是我到内蒙的第四年。
这儿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我曾几次探亲乘车路过，却不曾下来过，现在我站在了首府所在地。车站前到处是马车和骆驼车，人流也比临河和巴彦高勒多了，多少象个城市样。今天不是接站的日子，站前没有学校派来的车。于是我象个乡下来的二小子，站在火车站前，有些发懵，不知该往哪去。
我想到了小宋家。他是七班的，半年多前调回了呼和浩特。
在这里，我找到了城市的感觉。是啊，离开上海四年了，探过两次亲，也去过几个城市玩过，但在内蒙，还是第一次到正儿八经的城里来。当时还是穿着兵团的服装，看到大街上不时也有穿兵团制服的人走过，便觉得亲切了许多。在连里，大家都一样，穿一样的沙枣绿衣服，戴一样的沙枣绿帽子，土也好，洋也好，大家都一个样。而在这里，大多数人却是穿便服的，那时部队已经开始着的确良服装了，我们每人也都有了一两套国防绿了。但大街上走过的还有穿兵团土制服的多。那种平面布染成的绿色，一洗就淡了，越洗越白，有人还成心开始就洗，直到洗白了才穿。那时候不把穿得破当羞耻，我们一些人探亲回家，有的还成心穿那光板的皮袄，有的还在腰里系上根草绳，在上海的大街上走回头率倒也很高。
如今我走在了呼和浩特市，是啊，如今我是这儿的人了，我来这儿读书，已经脱离了连队，脱离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地方，我又成了城里人，便不由自主的觉得了自己的土。我还象在连里一样，头上戴着顶单帽，帽子是新的，在帽子里还有撑帽沿的纸板保留在帽子里，是为了让帽沿显得更挺，使自己增添点精神。
我的帽子上已经有一层油汗并沾着一层土，天太热，并且是心情做怪。
天这么热，已经是十月了，我不由得将帽子摘了下来，撑帽的报纸已经油腻了，扔了，单帽失去了它，不如原先那么挺括，软塌塌的，只好塞进手提兜里。那是这次探亲回来时买的包，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就是马季说相声作广告时拿的那种提包。现在看来是土得掉渣了。头是一个多月前剃的秃头，头发生得硬硬的，一定土得帅。
“冷集宁，热包头，不冷不热是呼和。”这是后来人们形容京包线上的几个大城市。
我没想到会来到呼和，更没想到是来这儿读书，而且是进铁路学校。当时铁路在我心目中是个很诱惑人的地方，虽然那不是我心中理想的地方，但那时我也没想到要回上海。连队的战友，特别是上海兵一个还没有离开兵团。
75年5月我探亲回连后，即开始招生，那时的招生都是推荐，我是被推荐人选之一。由于我没读过中学，就是复课闹革命后读的那几天也纯粹是混的，因此我有点怯场，不想参加招考，我怕我真的会读了半年读不下去而去自杀。
指导员老盛说：“走吧，今后兵团交给地方农场，再调动就难了。”
后来我就报考了包头铁工校，没想到铁工校还不要，嫌我是色盲。
说起色盲，还真是耽误过我的前途。当年当兵，领兵的一看我的身体棒棒的，就相中了，当时也不知道我的眼有这个毛病，早知道让我父亲走走后门，和武装部的朋友说一声，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虽然那时还不兴走后门，但我要能当上兵估计也不会有多少人嫉妒。结果体检下来，色盲，一下子就懵了，连领兵的也连说可惜可惜。因为当时招的是潜水兵，兵种要求高，父亲也没多说什么。那批兵后来都到内地当了旱鸭子兵――海军陆战队。
那以后我才知道我是色盲，其实我是色弱，辨色能力差。没想到上铁路学校又碰上这么碴子事。好在师部宣传科的姚干事、唐干事给呼铁司机学校说了不少好话，才被收下了。这都是去学校报到后，当时的招生主任朱守志告诉我的。
这个学校在铁路上被誉名为“后门学校”，我能进去，也实属不易。我当时没有什么欲望，当时也不知这学上的对还是不对，总之走了这一步，就继续了在内蒙古长达22年的扎根。当时我在连队就是一名扎根派，很多老兵对我挺反感，我也不识时务，虽然没有落选，选票却不是很高，好在当时连部硬是把我推了上去。
走之前，我请了连里的朋友们，大家喝了个一醉方休。之后我们同班的几名同学聚在了一起，同班的女同学们给了我一本日记本，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上面有她们给我的留言，虽然现在看来那语言有点可笑，可当时都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勉励。这之前我和他们还有一次约会。其实也不算都他们，当时我只是约了九妹，可那天晚上却是她们几个一起来的，当时我一看那情景，就知道完了，我的初恋就那样流产了。我不知道那时说了点啥，肯定是懵懵懂懂的、稀里胡涂的回来的，然后到房后的黄河滩上拿了根笛子胡乱吹了半宿。那声，就跟鬼叫似的。
第二天，陶玉刚赶着小毛驴车把我送到宿亥，王建平、王英明和我坐火车一起到了师部，晚上看望了住院的指导员老盛。指导员给我掏出一迭信纸，说这都是你平时喝酒时说的一些话，有人都给你记下了，以后到社会上，酒要少喝，话要少说，社会上比连队里复杂多了。话我记住了，却没照办。人管不住自己这张嘴，真是江山易换，秉性难移。
在师部正好碰到已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肖亦农，他正被押送回团部。剃了个光头，他原来是团里的大才子，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黄河的女儿”，很仰慕他的才气的。后被保送到北京大学，现在竟然是这样的狼狈样。因政治问题等原因被开除押送回团。大家原来一直以为他是高干某某的子弟，结果查出来说是假的，他是冒牌货，并不是什么高干子弟，在学校的问题查出来时，也查清了他的身份。他被押回了团里，据说又放到了我们连，和我的同学兵兴关系很好。几年后来又说他是反对四人帮受迫害的，因此被平了反。现在是内蒙作协的副主席，谁也说不清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天知地知了。
我到了呼和浩特市。
这是我第一次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大街上满是被戏称为土汽车“嘣嘣嘣”的一种柴油车，还有那么多的骆驼大车。在兵团那么多年，也没见过这么多的骆驼车。这嘣嘣嘣和骆驼大车又延续了好多年才消失。
我去了宋林汝家。
他已先我之前调回了呼和，在铁路工务大修厂。他父亲是厂里的保卫股长。由他领着又去了在工学院读书的李道俊、在师范学院读书的刘录和在建校读书的杨排风处。
第二天到铁一小报到，碰到了招生的朱守志。我没见过他，但他一眼就把我猜出来了。我当时挺惊愕，他怎么知道我？后来他就把在师部的经历告诉我，说师部招生办的几个同志都极力推荐我。实际上，师部我就认识唐干事和姚干事，而且并不是很熟，但当时我的一些先进材料可能他们都掌握，我至今也没见过他们，只能从心里默默的祝福他们，保佑他们一生平安吧。
到了铁一小后才知道学校还不在市里，而在红山口，离市里有20里路，在半山腰。一切都新鲜，而且第一批报到的全是兵团各个团的，23团就有2名，我和另一名叫张生的，他原来是10连的。来报到的大多数都是铁路职工子弟，要不怎么社会上说我们是后门学校呢。农村招来的更是如此，还要带一个农村干部的子女。
呼和浩特不是工业城市，可污染却很厉害，早晨从山上望下去，根本看不到城市，只看到城市上空一片灰灰的烟雾笼罩着。只有等起风后，那呼啸着的西北风才能把上空的烟雾刮走。可每天各家各户的炉灶继续把上空给污染。那时，上海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污染，每次回到上海，一个星期下来，脚上穿的皮鞋还是亮亮的，不用擦，而在内蒙，皮鞋一天擦几次还是土眉腥眼的。
我们在铁一小报道后就跟着学校的车上了山。没事干，让我们帮学校收大葱，本来都是干活出身，这点跟玩似的，但学校总务的那位老师不拿我们当回事，连村里的老乡也想欺欺我们。谁吃这一套，我就和这帮兵团战友跟他们干上了，打了架倒好了，倒打出点小名气来。以后这几名老乡见了我还都挺客气。
我学的是车辆专业，被指派为班长兼党支部书记。那时班里有13名党员，其中还有一名复员军人。当时班里有四名南方人。王胜军，杭州人，祖籍也是山东，父亲南下到杭州，他从兵团印刷厂来的学校；另一名辛金保，上海嘉定娄塘人；还有一名浙江人叫吴建新。后来调班，他们去了机车班，机车班又调来了徐永华，后来我和王、徐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机车班还调来一名王连祥，原来在土左旗给旗长当秘书，结果要来读书，也从机车班来到了我班。后来班干部分工，我不能兼职太多，就当党支部书记了。王连祥当班长，不知是他太老实，还是我太过分，总之，班里学校里的事还是我管，同学们也都习惯了，见了我还是班长长班长短的。班里人员参差不齐，文化方面有高低之分；年令方面有大小之别；出身更有贫富的差别了。当时文化最高的是高中毕业；最差的象我这样的连初中都没毕业，还有高小毕业的；年令最大的有28岁，最小的才18岁；出身有县太爷的千金；还有从没出过山的贫农子弟；有三棍子打不个屁来的“粘屁虫”，也有一说就蹦的“谷大炮”。虽然没有什么高干子弟，但班里人员已不能说是纯正的学生了，很多是在社会上混了多年的人了。就是在读书期间，也还有搞对象、做买卖的，总之，干什么的都有，50名学生凑一个班，够热闹了。
开学了。上学的条件很差，是本着先上马后备鞍的精神办学的。一切从零开始。当时教室连课桌椅都没有，用板子砖头搭个长橙能坐就行了。还美其名日：抗大式的学校。就是这样的学校，还有因条件不符被退学的。学校的两年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因在兵团时受钟衍祥等人的影响，开始爱看书了，只是数理化方面根本没学过，实在太差。其实当时不光是我，很多人都这样。我只是比他们更差一点而已。老师在上面讲得累，同学们下面听得更累。学生基础参差不齐，高中毕业的睡大觉，年青一点的不经心，我的文化底子差，瞪大双眼，生怕听漏掉什么，可还是被老师一边讲一边擦黑板搞得稀里糊涂。老师还认为这么简单的数学还用讲？只有专业课还能听得进点，也还有点意思，又新鲜、好奇。
开学本来就晚，一眨眼就放寒假了。我和王胜军、徐永华回南方。胜军到山东下了车，我和永华在上海分的手。我俩当时就买了一张车票，可带的东西却不少。虽然我对上海站比较熟悉，但为了防止被查住，还是做了准备，尽量减少损失。上海站进站比较松，你往外带什么都可以，但出站就不行了，查得特别紧。我们的东西还不少，出站时，想不走出站口，从乘务员进出口出去，结果还是被查住了。俩人补了一张票，有学生证，共花了18元。
在上海的几天并不开心，我心中一直偷偷恋着的小九妹，这次本来黄医生爱人答应帮我忙的，她是我班黄玫的母亲，母子俩与九妹他们家的关系都挺好，她答应促成这件事。结果就在我回家前她到外面倒东西，摔了一交就去世了。我的心一下子冷到了极点。在上海的几天都不是很开心，老是郁闷着。
回内蒙时和不少兵团战友一起走的，我从呼和浩特下了车，他们直奔巴彦高勒。
一路也没有好好吃饭，到了学校已是很晚了。第二天一早别的同学就把我叫醒了，说要赶早班车到康老师家去。春节同学们都到康老师家去拜过年了，就我没有去，大家哄着把我弄了起来。开饭要到九点，而公交车却在早八点就开。于是我就饿着肚子和其他同学们一起下了山。
康老师家在旧城，到他家时已是十点来钟了，于是准备吃中午饭。我心情一直不是太好，他们喝酒喝得挺热闹，我却滴酒未沾，首先是谷大炮向我开火，问我为什么不喝酒。接着其他同学也一起起哄，哄得我犟脾气又上来了，把碗一推，说你们有多少酒，都给我倒上。结果，我的大白碗里倒满了酒，足有八两多。我拿过来一口气喝了下去。本来，按我当时的酒量应该是没问题的，可一则心情不太好，二则路上没怎么好好吃饭，肚子里是空的，这么多的白酒一下肚，马上火烧火燎的，胃里东西往上翻，我觉得不好，还没走到门口就吐了，那次是我喝酒喝得最熊的一次。下午还要赶到学校，那天我值勤。当时我都说了些什么自己也不记得了，然后就到住在学校里的一些新兵那里去聊天，有些南方兵，和他们聊得挺开心，可胃里还是不舒服，头也有点晕晕的，结果一直到第二天、第三天还在吐。脸成了绿色的了，过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
刚开学时，天还很冷，早上起床时天还很黑。我们在红山口，当天亮时，从山上往下看去，呼和浩特市上空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见。是全市的大小炉子一起冒烟，升到了上空，把个呼和浩特给遮得什么都看不见。一天早上，起床后我去打水，听广播里的传来的声音特别沉痛，仔细一听，是我们亲爱的周总理逝世了。大家都很沉痛，可当时学校政治部不让开追悼会，但我还是和同学们组织了追悼会并在红山口放了一个大大的同学们自制的大花圈。学校也没拿我们怎么着。问题是执行当时命令的党委后来尽又成了受“四人帮”迫害的党委，真是让人搞不懂。
由于学校条件差，天又很冷，学校的课桌椅还没有，因此在开学后没几天我们就被安排到集宁车辆段去实习。
三月天，从呼和浩特上车时还晴空万里，到集宁却下着大雪，冒着大雪我们从火车站到了集宁车辆段。当时我们就住在了棚车里，集宁的天非常冷，车里烧起了火炉子仍不管用，晚上冻得臭要死，一个车上10多个人，都冻得当了“团长”，半夜爬起来瞎折腾。在内蒙有这么一句话：冷集宁，热包头，不冷不热是呼和。集宁是冷，是个风口。在内蒙好几年了，也没赶上象集宁那么冷，那风吹得小石子打在脸上生疼，可那时一切都新鲜，又加上那时年青，没什么怕的，工作又干得很出色，因此给当时集宁车辆段留下了很好的映象。这与一年后到车辆段很快就被提为团委书记有一定的关系。当时的实习生，由我们一批学生干部带领，管理得井井有条，可能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学生和学生干部了。我把实习当成了工作，尽心尽力的去干好，而很多学生则当成了玩。集宁段是个货车段，活又脏又累，因我带头干，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所以我当时说话同学们还是很听的。那时人精力也充沛，二十二三岁的人，不知道累，觉得比连队时挖大渠、抗大包轻松多了。实习三个多月很快就过去了，在回校时出现了矛盾。
当时已经是76年6月，天安门事件已过去，但政治气候极不稳定。对我们是返校还是继续留在集宁学校意见也不统一。学校那时也是两派，后被称为“四人帮”派和“保皇派”。一派要求学生回校闹革命，一派怕学生回校后会添乱子。问我的意见，我只是把学生们的实际想法提了上去：离校好几个月了，有的同学又是呼和的家，还是回校整理一下为好。这后来成了我鼓动学生回校闹革命的一条罪状。但当时学校还是听从了我的意见，为了防止出乱子，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出事。当时我比现在还单纯，根本想不到会有什么人搞什么阶级斗争，在加上大家都是学生，以学为主。我把指导员叮嘱我社会上很复杂，要留个心眼的话给忘记了。
回校，放假，回家。
我和徐永华、王胜军一起走的。
他俩是在机务班和车辆班调班时调换的，胜军去了机车班，毕业后就去了临河，他是杭州人，可至今还在临河；永华原来是机车班的，调到了车辆班，分配时分到了包头阿吉拉，后来调回了余姚，现在是余姚市信用社主任。
假期，原本很短的时间，可在我的一生中又留下了一段人生中的小插曲。
我和徐永华没买票，身着铁路工作服，背着铁路工人专用的工作包，手拿饭盒、小锤，开始了南下闯荡。王胜军没敢和我们一起走，自己先买车票走了。我和徐永华先到的天津玩了一天。从天津下车时，看门的站务员见门口堵了很多人，就让他们先让开，让铁路师傅先走。我俩偷偷乐。天津没什么好玩的，再加当时我对天津人又没有什么好感。晚上上车时已经很晚了，我俩上了便乘格（乘务员休息的地方）。
到济南很顺利的就出了站，在那里玩了一天。然后又乘车到上海。分手后我回家。永华再坐车回余姚。
我这时还没死心，又向九妹发出过探测爱情的信息，可她还是没答应那层关系，我便离家出走了。晚上她来告别，我们在一起聊了很久，可缘份却彻底完了。
我去了杭州，晚上没钱住宿，就在西子湖畔躺了一夜。半夜工纠队查夜，看我一身工作服，正宗的工人阶级，还与我闲聊了一会，对我很羨慕，说你们铁路工人，可以到处跑，我心里直偷着乐。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到了余姚，在徐永华那儿玩了一天就往回返，在嘉兴又玩了一天。白天玩，晚上乘车。那时到哪玩都不用买票，免费乘车还有卧铺。一路上顺顺利利。从嘉兴直接乘车到磁窑再转车到莱芜。在我三姨处玩了了两天。
到济南时已是唐山地震刚结束，二姨他们余悸未定，说小祖宗，你快走吧，在这里地震出了事，我可怎么跟你妈交待。我只得连夜冒雨乘车北上。车上人不多，连躺带卧的到了北京。本打算去保定、石家庄再转转，看看兵团战友，因地震原因，都人心慌慌的，我便直接回了呼和浩特学校。
当时是8月23日到的学校，实在是没事干，又到近郊的几个同学家转了转。因为提前回了学校，“四人帮”倒台后，成了我提前回学校策划同学们闹革命的罪状，真是真正的岂有此理。现在让我几句话一带而过，当时，却是箭拨驽张，人与人的关系到了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那时年令也不算小了，但对世事却仍是那么漠然，好在与世无争，便也落得轻松，那个假期在乱中度过，这个乱，尚是自然之乱，紧接着，政治的动乱也开始了。
开学后，学校出现了两派对立明显的阵营。一方是以胡锦荣为首的保卫党委的一批人，那都是搞政治出身的，其实党委书记彭二录倒没什么，闹得凶的是政治部主任胡锦荣。还一方是以朱守志为首的夺权派，大多数是铁路工人出身的一些老师，比较直爽，却也缺少政治头脑。虽然朱守志比较有头脑，可和那些专业搞政治的比起来，还是差远了。事实证明他们确实不行，后来他们就被列到了“四人帮”的行列。其实当时跟四人帮最紧的好象还是政治部这些人。我们当时要给周总理开追悼会，政治部都不同意。可后来翻身一变，他们竟又成了受害者。
政治投机者们却认为这是一个自我表现的大好机会，两派都派人来找过我，胡锦荣自己就找过我，虽然说得比较含蓄，其实也能听出来他的用意。康老师是朱守志一批的，他对我挺好，可我也没有参与。朱守志曾经很明白的跟我说：“你们是学生，最好不要参与到学校领导之间的一些争执上来。”他是爱护我。后来一些站错队的学生在分配时很明显的有了差异。
四人帮倒了。胡锦荣一派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于是，朱守志他们成了四人帮的爪牙，他们的上司也确实有四人帮线上的。所以朱守志完蛋了。
政治部开会了，召集了学生干部表态。一些原来跟朱守志很紧的，如今反戈一击，很多学生干部都倒向了。我当时没表态，我对那些昨天还跟在朱守志后面的那倒戈者有点鄙视。散会后，胡锦荣把我留了下来，对我又褒又贬的说了一通。他说我没有跟着四人帮走，但现在的态度却也不明朗。劝我不要感情用事等等。
我回去后和徐永华说了，他说现在正是你的关键时刻，你必须有一个明朗的态度，政治不是闹着玩着的，一旦站错队，永世不得翻身。我有点不以为然。可他好劝歹劝，我的心活了，不就是表个态吗？于是我写了一份大字报，内容极其空洞的一份大字报，连夜把它贴出去。消息真快，我和徐永华还没离开，胡锦荣就来了，我们在暗处，他拿着手电筒照着看完了，看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知道对我的评价不怎么样，可我的大字报已经贴了出去，他也无可奈何。
礼堂里已经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大都一致，矛头都是指向朱守志，但内容都是空喊口号，实在没有什么内容。不过当时也有些学生和老师无中生有的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内容，硬是生生的把这些内容套到了朱守志他们头上。正直的师生们肃立在那些张大字报前，用他们严峻的表情，沉思的目光，互相传达着他们心中的想法。谁知道每个人心中又是想的什么呢？
我默默站在人群后面，内心里对自己充满了蔑视。是啊，我算个什么呢？原自以为自己是个汉子，可在政治面前依然是个懦夫。踢死老虎一脚也算勇气么？
细想想，真惭愧！政治对人的嘉奖也真大方啊！政治，政治，我从此对它有了悟性。却又丢开了它，我不愿被缠到里面去。
无畏者才是勇士。而我没有看到这样的勇士出现。
懦夫们都希望别人为真理拔出决斗之剑去战斗，而他们只是旁观，哪方胜了，便为那方呐喊，分享胜者的荣耀。似乎那胜利是和他们的呐喊相关的，是他们的呐喊才使得胜者得胜。
但我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算计。
李宪平告诉我，他在胡锦荣那里看了一沓材料，是班里的学生告我的，有一指多厚。我不信，李就带我到了政治部办公室，他有那里的钥匙。他管着学校的广播，而那是学校的咽喉，政治找到了他的头上，他却不太关心政治。他是个实际的人，他关心的是女人，还有就是实惠。
那是些要求上进的学生写的，也都是班里的干部，他们早就看着我的位置想替代我，而总是没有机会。这次他们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要把我拉下马。
我在这方面得到的教训是太值得记取了。
二十多岁，二十多岁，正是年轻人最最渴望出风头的年龄！也正是男性荷尔蒙最旺盛的时期。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
学校来了名后山的姑娘。我见到她的第一天就是她站在门前，那时的太阳正是八九点钟时，阳光照在她的脸上，那灿烂的笑，便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再也没抹去。
男人喜欢女人，就像雄孔雀旁边有了母孔雀就会开屏一样。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情况下，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而一旦出现了女人，每个小伙子的眼都是亮亮的，透出了一种贪婪的本色。而我当时只是默默的在心里爱。
这段时间朱守志曾找我聊过天，后来就聊到过有没有女朋友的事，我也就跟他瞎聊起来。
他看了我一眼问：“你有女朋友？”我摇头说：“没有。”
他还问：“真的？在兵团的人可很多人都有女朋友的。”
我没把自己心中有偶像的的心事告诉他。
他说：“内蒙漂亮姑娘多的是，特别是后山的姑娘。到时候不愁找，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我那时脸上也还没有那么多的青春疙瘩。那一时刻，我也曾有过一时的憧憬。我以为他讲的那个后山姑娘就是她。……
快毕业时，我听到了好几个人都在托人想和她谈朋友，听说都没成。她的答复是年龄还小，现在不想谈。一阵忧郁笼罩在我心间，我想我会不会成功？我失眠了几个晚上，还是决定：找连祥，告诉他我也喜欢那个姑娘。
连祥说：“你真的爱上了那个姑娘？”
“是的，我自从看到她的第一眼就爱上了她。这之前我一直爱着我的一个同学。”
他没有直接去找，而是找了谢力群。谢力群却在为自己的对象之事忙着，一直没有把我这件事放在心上。
康老师知道了，笑我心高。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结果那担心过去了好长时间，没有答复。我知道我没有了希望。那天我在外面喝得醉意醺醺的回到学校。
可是酒代替不了女人。喝过了酒我更想她。那几天的失眠使我知道了那滋味的痛苦。那年我才二十三岁。 那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真真实实的姑娘，我将头靠在她怀里，她用手轻轻抚摩着我的头发……第二天醒来，这个梦境仍历历在目。
然而，我们却没成。是，是没缘份。
许多年后，我们曾经互相埋怨过。
机遇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
实际上，在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人，一生中默默无闻，不是他无能，仅仅是因为没有机遇。而这种机遇，谁知道每天会落在那匆匆走在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身上，而就此会干一番什么事业或许会紫光冲天呢？让人们珍惜机遇吧！这机遇就是冥冥中的法力无边的主宰。
而我们自己，都为别人创造更多的机遇吧！如果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
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别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多么美好！
但人们却不是这样做。
我进一步想到周围那么多人都在“装孙子”。包括我自己。
学校的教学不正常，我趁此机会回了趟连队。
我从呼和浩特坐火车，也没买票，我们这些学生已经习惯了逃票。在回连队的日子里确实清闲了几天，后来又到团里看了看老盛，他这时已是农场党委书记了。晚上还看了宣传队的演出。如今的宣传队里都是上海兵了，时丽娟、张力等都去了团宣传队。
在连里，副连长马彦恒和副指导员李素兰都让我少说点话，说你那些话要惹祸的。我不知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知哪些话是惹祸的。实际上那时我没有针对“四人帮”，我只是就事论事。后来，四人帮倒台后，我倒又对他们的一些作法有了新的见解。所以我老是挨打。我老是想从中间找出个正确来，其实中庸之道是没有的。我记得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个中间派叫什么我忘了，他说举起我的右手打倒右派，举起我的左手打倒左派，中间派万岁。结果在纳粹的压力下，他呐喊右派万岁了。
一个星期后，我回学校了。我乘坐的是44次进京列车。4点钟，广播里传来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瞬间，全车厢里静的没一点声音，只听到列车那通过钢轨接口时的那咣当咣当声音，间或听到有人的抽泣声。
我忽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车到呼和浩特火车站时，已经晚上11点多了，我连夜摸黑爬上了红山口。第二天学校早点名，我出现在队列前。那天正好是我当值，我在全校师生前面一亮相，有几个想找我的碴的人也就没发出什么声响。
那几天又开始闹地震了。
一天夜里，大约有一点多钟，我正在值班，被一阵喧嚣的人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惊醒。是大楼那边发出了声音，只见有许多人咚咚地从楼里跑出来。还有人喊道：“地震啦，地震啦。”
我们在平房里，我生怕有事，赶紧吹哨子，把人们喊起来。操场上站满了人，还好，天不算太冷，人们在议论着。可过了半个多小时，却一点地震的预兆也没有。整个红山口岿然不动。人们开始咒骂，有的人开始走回屋里去。
原来，“地震”的叫喊声，是有人起来上厕所，睡得迷迷糊糊的被角拉下来，带倒了脸盆架了，盆掉了地上，发出了哐当的声音，于是自己先吓得惊叫了起来。”顷刻间整幢楼里乱了进来，紧接着附近的几幢楼也纷扰不安……一场虚惊，操场上那些衣衫不全，裸背赤足的学生，都不免觉得大难为情，留下一片诅咒之声分散而去。
第二天再见到楼里的人，可惨了，有脚崴了的，有把胳膊摔坏了的。原来他们看楼道里挤满了人，有的就从窗子里往外跳，谁想到楼下堆了好些石头，那胳膊腿的碰到石头上还有个好？好在没有把脑袋往上碰的，这事被同学当笑料谈了好长时间。
学校教育开始走上正规，我也安下心来学习。快毕业了，我的几门功课考试成绩还算不错。只是数学成绩差点，只有65分。说实话，就这65分也是同学们帮忙的，因为我的数学是一点也不灵的，根本没上过什么中学的人怎么会懂得数学呢？数学老师也手下留情，让我及格。可我的其它成绩确实是自己考的，没有作弊。而且分数都挺高的。可为了这事，还和系党总支书记苏老师闹了个不可开交。
那是系里从新安排工作。这时我已厌倦了没完没了的学生工作，一天到晚搞这搞那的，动不动今天整这个学生的材料，明天又分析那个学生的动向。我只想好好的把剩下的一点时间用在学习上，别再耽误了学业。可是又没有别的办法推诿，只好说自己身体不好，不适应工作。
我告诉了苏老师，说我的身体不好，老是头疼，看书都看不进。
苏老师问我的考试成绩怎么样，我如实的把成绩告诉了他。
可苏老师说：“那你的成绩就是假的，是抄来的。身体不好怎么会考出这样的成绩？”
我气得发抖，看着那张平时看到领导也会发出献媚的眼神的脸，要不是看他那么大岁数，真想照那张老脸抽上两巴掌。
这件事没有完，过了几天，系里开学生大会，苏老师没点名的把这事又说了一遍，我跳了出来，整个大会被我搅了。校领导把我找去，没有直接批评我，只是暗示我不要感情用事。
“身体不好事件”还是被当作一条性质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学校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虽然因为证据不足未点我的名，但我心里明白，这并不等于我得到了宽恕。也许，毕业的时候，在我的档案上，记载下一条什么罪状。
苏老师动员学生找的毛病了。
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已上床睡觉了，徐永华来叫我：“他们现在又在那里议论你，在整你的材料呢。”
“去他妈的吧，爱闹啥闹啥去。”我已经有了睡意，不想再烦什么事了。
“好，你如果不管了，我也不管了，今后再有谁搞你的小动作，我也不管了。”徐永华扔下这句话就要走。
我“噌”得一下从床上跳了下来：“走，哪个狗娘养得身上又痒痒了。”
我顺手拎了根炉钩子往外走。
他们都聚在旁边的一间屋子。
我进去时，他们正在说我，而且大有不把我整倒誓不罢休的样子。
我拿钩子朝一位个子最大的那个抽了一下，他回过头来，有点惊恐，也有点愤怒，可一看我的炉钩子还指着他，便没有再吭气。
“你怎么还打人？”旁边不知谁嘀咕了一句。
“谁？你们想干什么？别忘了，我现在还是党支部书记，还是班长，我还没被撤职呢！”
屋里人都安静下来。
“明天党员开会。”我发泄着。
我和永华从屋里出来，外面好凉，内蒙的夜是清冷的，寒意很浓。我呆呆地站着，充满心间的忧郁压迫得有些窒息。
“今天不错，可以说把他们的气焰打了下去。”
可我心里仍然空空的，觉得人之间真是不该发生这样的事，而我这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其实有什么呀？他们窥视的不就是我的这个书记的位置吗？一个学生书记，谁想当谁当好了，我还真没觉得有什么。我当时的那种无所畏惧的心情——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也一直影响着我，并且影响了我一生，直到现在对职务没有感到有什么所谓。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没能有什么职务的原因吧，看得不重，得到了，也无所谓，也容易丢失。是一种轻松，却也是一种无能。人们会这样看的。
其实我深知，言行不慎，容易授人以权柄。可我一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像密探似的监视对方的言行，他到底有什么目的，即使告密对他又能有什么好处？难道这是一种嗜好？为什么会有人把我的酒话、私心话、包括两人之间的一些议论也要暗中统计，我至今不明白，他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对己、对他，及此对人类。可这种人直到现在身边还存在。直到前几天，单位领导还说我，不拘小节，容易授人以权柄。什么呀，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可就有这些好事之徒，唯恐天下不乱。
我不论寒暑假，必定要回上海的。虽然每次回家都可能和父母发生不愉快的事，现在知道他们实际是为我好，可那时不理解，总觉得他们干涉了我的私事。而我一旦离开家后，便又想他们了。
临毕业了。这时学校已从红山口搬到了西机务段，新的校舍，已经具备了正规学校的规模。一到晚上，人们校园里谈心的人大大多起来。即将的分离使人与人之间都变得和善起来。
原来学校要有两名留校，有好几个学生知道这个底细，当然他们都有路子，局里都有人，我也不想和他们争，只要能分到集宁就不错了。庞毅是支部副书记和副班长，可她的关系大家都知道，谁也别想挤掉她，实际上我只有听天由命。我和连祥，徐永华几个人面临分配，也在私下里暗着急。可着急没用，自己毕竟没有什么关系。
我当时找了李道俊，他有个朋友自治区公安厅，他写了个条子，让我找路局的七十三。七十三是部队新转业的，本来让他到铁路医院去当党委书记的，他怕那里烦，后来到印刷厂当了党委书记。但因为他部队刚转业，关系还不多，只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找我校的高山。高山也是部队刚转业回来的，在学校里没有什么权力。虽然挂着个党委副书记的职，却根本没有什么实权。我知道可能没有什么希望，可总抱着一点幻想，有枣没枣的打一杆吧。
分配开始了，有路子的早已找了路子，没路子的那些村里来的，就只好干等。其实，班里没有一个老实的，都在托人，就连我这一点路子也没有的不也在托人吗？
分配名单下来了，班里五十个人，除庞毅一人留校外，十三名分在了集宁，其余的都分到了包头阿吉拉车辆段。我也在包头名单内。我当时没有什么想法，认命吧。
就在这时，王钦找我，他说他不想去集宁。他家是土木牧尔台的，在集二线上，他如分到集宁，肯定会把他分到二连。那里是边境，谁都不想去。他想和我换。他说，你原来在集宁段里实习时都挺熟悉，你要分到集宁肯定要比我在那里好。集二线太穷了。我实在不想回去。这天晚上好几个人找了他，包括郝爱成。他们想让王钦跟他们换，王钦没同意。
第二天一早我和他就直接去找了党委书记彭二录，他当时问了我俩的情况，再次敲定无误后，他找了路局。还好，当时名单还没有打印，于是我和王钦就对换了。
为这事他和郝爱成弄得不开心。郝爱成也要跟他换，而且还许愿给他什么好处。他没答应。郝后来到了段里，几年后当了设备车间的书记，终于如愿以偿，完成了当官的理想，而王钦到了包兰线，在海勃湾车站当列检。他本也是有点小才气的，却在那儿一直默默无闻的呆下去了。
在学校学到了在兵团里没有学到的东西，但还是把指导员告诉我的一些注意事项给忘得干干净净。虽然学到了一些识别人的经验和体会到了一些教训，但一直没有接受，也就是所谓的“驴叫不改”吧。这就是我做人的最大失误，也是今后在社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老是吃亏的原因吧。
在学校里这两年到底做过什么亏心事？虽然从嘴上一直不会承认，但说老实话还有过的。虽然没偷没抢过，但有时感情要服从政治的需要，为了获得领导的认可，只能违心的服从，做一些感情上觉得不对，但理性上必须得服从的一些事情。虽然我也憎恶那种虚假，可有时自己的行为也逃脱不了那种讨好的嫌疑。只是自己的良心尚未泯灭，因此也有点那种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感觉，结果，婊子没当上，牌坊也没立成。当然，这是后来的结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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