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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到“知天命”，记性已开始下降。聚会时刚介绍的新朋友，一转身就叫不上名了。倒是安徽蒙城插队落户的事，永远深刻在脑袋中某块不可擦光盘里，时不时就“重播”一下。高昂的或沉重的都有人写了，以下片断只是些奇怪可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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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家里抽水马桶堵住，妈妈就唠叨儿子，说他手纸卷得太多，我们过去那有这么好成卷的手纸，都是一“刀刀”长方形的，还要凭票供应。儿子总不以为然。一天老爸告诉他，从前进高粱秆（又作“秫秸”）围成的茅房，可以用“秫秸mi（篾？）子”代替贵重物品，而在野外，“坷拉头子”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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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侍郎是狗”。笑余，眼前又闪现几十年前夜间看麦场的一景。半夜我本能地被莫名恐怖惊醒，从眼缝里看到五、六只犬科动物围成一圈在研究我的脸。我猛地坐起，大喝一声“滚开”，顺势操上一把扬场锨。它们后退了几米，僵持几秒钟后往同一方向退进了雾气中。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它们在昏暗的星光下绿灯般的眼睛，但记不得是“上竖”或“垂尾”。我知道淮北平原不是黑龙江的兴安岭，不太可能有狼。但我始终没弄明白狗为什么要跑到离村子那么远的麦场来研究我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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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聚会，总听到上海人旁若无人般大声“阿拉”着，而我总要尴尬地对旁人解释他们在说什么。但有一次我这么说上海话时，却得到了旁人的称赞。那是几十年前“路线教育”年间，我任朱集油坊会计时。一天油坊的我和朱井伦等人上顺河集卖油。我刚去边上方便一下，朱井伦就气急败坏地进来找我，说不好啦，我们的油被人没收了。我赶紧上街追上那位戴红袖箍的理论，说这油是我们生产队的。红袖箍眼一瞪，“粮油棉不准上市场，懂吗？”。听着那不翘舌的“准上市场”，我连忙低三下四进一步解释，“格各油是阿拉队里相各”。红袖箍马上道歉，“噢，我勿晓得是呐队里个”，把油桶还给了我们。朱井伦等连说上海话“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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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一直抱怨中国人争走了制造业工作。不料印度人又开始争他们的服务业工作。我的骨科医生已不再自己写病历，只对着小录音机叽哩哇啦侃上二十秒就接着赚下一位病人的钱。积满的录音用光纤送到印度，让医学院学生听写打进计算机后送回。在电视上见一美籍老印在印度班加罗尔辅导一大群人如何把卷舌的印式英语调成加利福尼亚英语。这些人都任职于美国大公司的顾客服务中心，在印度接听美国顾客的电话。从此景想开，觉得应该有人去蒙城教普通话，使蒙城人能在中国大公司设在蒙城的顾客服务中心轻松应对北京等地顾客的问题。几十年前刚去蒙城时，我哥王东风说蒙城话不难学，你只要把普通话的第一、二、三声（阴平、阳平、上声）改成第三、一、二声就成，比如“茅房”就得按“猫方”念，“吃饭”得说“尺饭”。反过来，蒙城人说普通话也不难，他们只要把蒙城话的第一、二、三声（阴平、阳平、上声）改成第二、三、一声就行。于是有如下普通话教材（其中{ }中的字用普通话念，[ ] 中的字用蒙城话念）：
{电话号码} == [电话号妈]
...
{我不抽烟} == [窝不愁盐]
...
{北方交大} == [悲防嚼大]
...
下一句较难，初学者可跳过：
{...} == [咸绳，窝们的汪知是www.shzq.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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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参加学校摔跤队，每天被队友摔得走不上楼，有时会喝上几口据说可加快解乏的冲剂。一次我也尝了一口，原来它与我们从前的高级营养品麦乳精差不多。从这又回想起我非常敬佩的赵国屏书记。他从来都是早上四、五点起床，干一天农活，夜里还找干部、社员谈心，不到一、两点不睡。那是一个平常秋冬之夜，我迷迷糊糊听到他回屋、从大家乱放杂物的大箱中的某个容器里挖了一勺东西入口。我迷迷糊糊说了句：“与贫下中农划等号”，又迷迷糊糊听到东西喷出的声音。
（作者为安徽蒙城上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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