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怒哀乐悲恐惊——我的知青生活剪辑

作者：马建

写在前面的话（代序）

　　转眼，离开外三道沟已经整整三十一年了。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大概是因为悟出了一些人生真谛的缘故吧，对自己的今后已无所求，所以特别怀旧。自打离开农村，我走南闯北，浪迹天涯，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情，生活也不能说不精彩，但大部分的事情，都已记不清了。唯独三十多年前，在那个被人称为外三道沟的塞外小屯里所发生的事情，却依然历历在目，魂牵梦萦。多年来，我一直想将我们这群被称作知识青年的男男女女，当年在外三道沟修理地球时的生活和我们的七情六欲，如实地记录下来，为自己留一份念想，也算是圆了自己三十多年前的一场梦。想当初，我还真曾经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一名作家，谁知造化弄人，让我成了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这却是当年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从张刚那里知道，外三道沟大队的兄弟姐妹们将在10月5日举行中秋团拜，我为自己不能参加而感到惋惜。张刚要我写点东西，带给大家一些愉快的回忆，以为补偿。我说，因为很长时间没有用中文写东西了，写出来的东西难免会有些生疏，带有中西结合的味道，怕闹笑话。可人家张刚说，怕什么，不就是要大家乐呵乐呵嘛！既然张刚都这样说了，我也就不怕出丑了，将本想留着自己欣赏的东西，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也多一份乐趣。
　　　
　　因为我所讲的故事都是真人真事，时间长了，记忆难免出现误差，将时间，地点或者人物搞错了。如果有张冠李戴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故事，将从我们这群十六、七岁不谙世事的孩子踏上黑土地的第一天说起……

　

（一） 一场虚惊

　　那是公元1970年4月初的一个早晨，正当朝阳冉冉升起，将光芒洒向大地的时候，北安站前广场又迎来了一批来自上海的69届毕业生。他们将从这里出发，奔赴地处反修前哨的瑷珲古城，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刚刚结束，硝烟仍然弥散在黑龙江乃至整个中国的大地，空气中充满着浓浓的战争气息。因此，他们还肩负着另一个神圣使命，那就是屯垦戍边，保卫祖国。

　　我们上海市新沪中学“走金训华道路战斗队”的二十七名同学，经过三天三夜的长途旅行，拖着疲倦的身子，随着人流涌下了知青专列。在毛仁昌和焦恩利（我们的正副领袖）的带领下，开始在红旗，人和车的海洋里，寻找将我们载往此行终点的大客车。突然，队伍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看来是有人发现了目标。我扭头望去，果然在一排排整齐停放着的客车群里，找到了“爱辉县爱辉公社外三道沟大队”的标志。在车门旁，我们见到了张琦，黄永平和虞海南三位市五中学的同学，她们也将和我们一起前往外三道沟。

　　客车出了北安不久，就爬上了起伏连绵的小兴安岭，蜿蜒曲直的公路，不断地伸向远方。路的两边，是密密的白桦林，远处是巍巍的群山，银装素裹，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刺眼。我们这些自小在上海长大的孩子，不用说如此壮观的北国风光，就连着地就化的脏雪也没见过几场，见了如此美丽洁白的大雪，把大家激动得都快坐不住了，一个个使劲地伸着脖子往车窗外看。只见那些路边的白桦，刷刷地往后倒，风驰电掣，而天边的白云，则死死地跟着我们，半天也不挪一个地方，正是这种动与静迅速交替，使大家目不暇接，感叹不已。

　　那时通往黑河的公路是由沙石铺成，俗称“垫道”，汽车在上面开起来，除了扬起一路风尘之外，还会上下左右蹦个不停，我们几个男同学坐在客车的后座上，也就身不由己地跟着随车舞了起来，引得大家哄堂大笑。不知什么时候，车厢里响起了歌声，歌声由弱到强，最后形成了一股似乎可以压倒一切的力量，正是因为这种力量，给我们带来了可以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歌声不时地被笑声打断，笑声又不时地和歌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这代人特有的青春气息。我们的歌声带着我们的笑声飞出窗外，留在了身后不断离我们远去的路上。

　　黑龙江春天的夜来得早，下午五点左右，车窗外已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人多车挤，车厢内空气本来就不好，加上开着暖气，更加显得缺氧。闹了大半天，同学们都感到累了，昏昏欲睡。在不知不觉中，车厢里静了下来，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不知什么时候，大家都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手表），也不知道到了哪里，只知道客车还是在不断地前进，在黑暗和寂静中前进。焦虑和不安开始在同学们的心中产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滋长，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恐惧。

　　终于，焦恩利忍不住了。他悄悄地对我们几个坐在后排的同学说，他觉得情况不对头，客车离开北安至少有十来个小时了，据他掌握的情况，我们早就应该到达外三道沟了。很显然，司机是在将我们送到一个其它什么地方去。他认为司机可能是“苏修特务”，正在将我们送往苏联。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倍警惕，一但发现客车上了黑龙江河道的冰面，大家应该立即行动，先下手为强，将司机拿下。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还没有正式成为知识青年之前，倒先当了苏修的俘虏！

　　焦恩利的一番话，立即在同学中引起了一个不小的骚动。毛仁昌当机立断，宣布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为了不打草惊蛇，为了不惊动车里的其他同学，我们只好挤在后座上，压低嗓门进行讨论。会议开得十分激烈，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紧张而有秩序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决议，立即进入“一级战备”。我们几个，记得当时有毛仁昌，焦恩利，白延东，仝伟民，顾立和我，悄悄进驻车头，包围司机，以防不测。我们几个人还分了工，有的负责监视前方，一旦发现客车上了河道，立即下达战斗命令。有的则负责擒拿“苏修特务”，有管抱头的，有顾扯腿的，只等一声令下，便可动手。

　　客车仍然在弯曲的山路上颠簸着前进，两柱雪亮的灯光，打在公路上，坑坑洼洼，一目了然。路旁仍然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车厢内仍然如故，同学们东倒西歪地靠在椅背上打盹，继续做着他们的梦，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我们几个之外，谁又能想到，于无声中，正在酝酿着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呢？！
　　　
　　又不知过了多久，在公路的两边，慢慢地出现了灯光。灯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密，最后竟连成了片，显然，我们已经走出了人烟稀少的小兴安岭了。看着不时从身边掠过的村落，我们知道，这里离黑龙江边越来越近了，也就是说，离外三道沟离苏联，越来越近了，我们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突然，车停了。司机开门下了车，向一个在公路边行走的当地老乡问路。从司机和老乡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这里就是爱辉了，是当时爱辉公社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客车就停在了爱辉公社卫生院的门口。再往前走十八里，便是我们的终点站，外三道沟大队了。
　　　
　　从司机和老乡的对话中，我们还了解到，因为接送知青需要大量的客车，司机是临时从外县调来的，从未跑过北安到爱辉的长途。由于天黑路不熟，他在山里迷了路，带着我们走了许多冤枉路。但司机做梦也想不到，正当他心急如焚，千方百计地设法将我们这群准知识青年安全地送到目的地的时候，自己却被人当成了“苏修特务”，而险些被我们给“专政”了。黑暗中，我无法看清其他同学的脸，我只觉得自己的脸像被火燎过似的，火辣辣的。我为自己的幼稚，闹出如此笑话，感到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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