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我的知青生活之散记漏

　　当年去云南西双版纳插队，其实还有一段不能忘怀的小插曲：一开始报名去云南的学生确实不少，当时我也打算去云南，但过了不久，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引起边境不断摩擦，顿时形势起了变化，为了紧跟当时形势需要，市委和学校立即大张旗鼓地动员大家去黑龙江边疆囤垦戍边，因而原一部分打算报名去云南的学生热情逐渐下降，慢慢去云南的事也就没了音讯。直到1969年3月，学校才有人来征询有关到西双版纳插队的意见，我到学校时才知道来联系的人就是林华华，原来我们也并不认识，只知道他是66届初中生，是比我高一届的校友，在学校里比较活跃，有点小名气，写作能力很强，人较聪明。同去的还有一位是68届初中生井给新，此人老家山东，身材高大，为人和善憨厚，与人很好相处，还有一手熟练的理发手艺，在云南的日子里确实也派上了大用途，赢得了周围知青和老乡的赞赏。由于他平时经常会说些笑话，后来被人起外号叫"寻开心"，恰好与名字谐音，倒也十分贴切。我们三个见面前还都互不认识，经大家介绍互聊并了解插队目的地情况后，都觉得还是不错的，因此把去云南西双版纳的意向基本确定了下来。

　　1969年4月24日，我们这批来自虹口区各校的一行三百余人离沪踏上了插队落户征程，经过一路上的长途旅程，终于在1969年5月初到达勐腊县。随即经过在勐腊区（相当于公社）政府几天的集中整休学习，然后对我们这批知青进行分配，落实到具体傣家寨子。当时我们学校三人和二位唐山中学的任政毅、任政龙孪生兄弟俩共五人被分在勐腊县城以东约二公里处的勐腊区红旗大队的傣家寨子，从县城往东过南腊河经过磨粉寨子（该寨子也分到6个唐山中学的上海知青），再过去一公里多点的山脚下就是。

　　在我们知青具体落实分配后的那天下午，即由当时合作社的社长（生产队长）和民兵队长等驾着马车载着我们五个知青和行李赶往村寨。一进村寨，早已等待的傣家男女老幼聚集在新盖的知青茅草屋边，探头探脑地围观我们这些从上海远道而来的知青，时而指指点点，时而窃窃私语。由于语言关系，只能由社长给大家作了简短的介绍，社长还强调了是他特意去乡里争取来的名额，其实在当地由于老乡早已对上海这个城市有所闻；不少人都佩带着上海牌的手表、家里大都有"凤凰""永久"牌的自行车等用品，甚至洗衣服的肥皂，因此都对上海大城市有所崇拜，特别对我们的到来很是好奇和热情。他们在我们知青屋里已搭好了竹板床，里面大大的竹篓放满了芭蕉，还给我们配了一个厨师为我们煮饭烧菜，厨房里已挂着一串串熏牛肉，并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那时用餐时盛菜都是用脸盆来装的，大有小说水浒传里好汉那种大吃大喝的排场，后来才得知是队里专门为我们知青宰杀了一头黄牛给我们享用。我们曼养寨后傍山，山坡上有一片菠萝地，山后就是原始森林。山坳里有一条小溪，人们在村边上用竹片围成堤，然后在堤口放上一些竹筒，流出的水就在这里形成一个水塘，专供寨子百姓在这里担水食用或洗衣物和洗澡之用。

　　刚下乡开始与少数民族接触，确实觉得他们很好客，到他们家去时总是会拿出一些好吃的食物、瓜果来招待我们。经过与傣家乡亲相处一段时间后，通过相互交流，粗略了解了傣族的一些生活用语和习俗，但过了不久，在知青中出现了喜欢在各个寨子之间互相串门游玩的习气，一时引起当地百姓的一些非议。记得有一次，我们为生产队去勐腊镇卖完蔬菜后，竟打算步行到勐棒去玩，好在当时少数民族和驻军对我们这批来自上海的知青还是比较有好感。途中，我们在一个傣族村寨的菜园棚子里饱餐一顿，还在驻军部队的营房里过了一夜，战士们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给予了热情的款待。

　　林华华是我们寨子知青中年龄较大的，办事挺有主见，主意也多，因此我们对他比较尊重。他的经历很有点传奇色彩，他曾单独一个人搭上了出国部队的军车，去景洪玩了一圈，而当时去景洪必须要有证件的，不知他是如何设法闯过这一关的。当插队后第一个春节来临时，虽然知青们都很想家，但由于交通不便及路途遥远和经济状况等因素，再加上当地政府对我们一般不予开回家探亲证明，可是林华华还是瞒过他人设法回到上海探了亲，途中好像费了较长时间，这其中肯定经历了许多艰辛和曲折，而这些故事已无法追溯和考证了。

　　我们曼养寨子只能算个小寨，居住有傣族二十几户人家，朝寨子对面望去便是勐腊县城，隐隐约约看得见县政府和街上楼房的轮廓，特别在傍晚，还能清楚地听到军用卡车从镇上开过时发出的轰鸣声和汽笛声。

　　记得我们在旱季时曾进过原始森林，最远处达好几公里，确实看到了一个真实的热带雨林。森林里见得最多的要数猴子、松鼠了，有一次寨子傣族老乡进山还打到了一只银灰色的长臂猿，特意挂在家门口以示炫耀。傣族人烧火的木柴主要有二个来源：一是专门种植烧柴的黑心树，这种树生长力很强，一根主干每年可长出六七根小碗口粗、六七米长的支干。还有就是每年在年底农闲时进山砍树伐木，由于当时森林资源根本没人来管理，按当地傣族一个习俗即：凡在森林里所有树木无论大小，谁砍下的就归谁，哪怕是几十公分粗的大树（当时农场的老湖南等老职工就喜欢用整块红椿木料锯成板做成箱子）。因此傣族老乡当年砍伐树木在为明年准备木材的同时，就把上一年砍下的树杆且基本已经干的木材堆起，用水牛拖到寨子，然后将木柴砍成约50公分长的一段，整齐地排列在竹楼下，所以他们一年四季从不缺柴烧。同样，他们造竹楼的新房木料也是这样，必须预先从山里选中并砍好木料，一年后用砍刀或斧子将原木砍修成圆、或方形，作为竹楼的柱子和横梁，由于所用的工具只是砍刀和斧子，因此很费材料。虽然这些木料要放置一年，但绝对不会相互拿错和遗失，这在当今市场经济社会是匪夷所思的。另外，当地经常在山上砍荒烧火种旱谷、木薯，就是没有发生过大的森林火灾，这其中的道理，我至今也没弄明白。

　　说起偷盗，在傣家人看来是极不道德的事情，因此，平时不大有上锁的习惯，正因为这样，我们也入乡随俗而疏忽了这一点，当后来寨子里只剩下我一个知青的时候，就险些造成一桩憾事。那时在六团有一些上海来的知青，休息天时经常串串门在一起玩，时间长了还结识了六团一些其他人，其中有一个是昆明籍的退伍军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一天那个退伍军人趁我出工干农活的时候，竟偷偷窜到我的竹楼上，偷窃了我日夜相伴的、当时还算满不错的半导体收音机和衣、被面等那时较值钱的物品。幸好经当时周围傣家老乡的回忆和提醒，以及多位朋友们的帮忙和协助，第二天终于在勐腊汽车站附近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将他抓获扭送到派出所，退出赃物。原来他想在回昆明前神不知鬼不觉的来一个顺手牵羊。

　　另外一次是在去昆明的上学途中，在思茅住宿的旅店里吃早餐时，一不留神，被窃贼偷走了一个旅行袋，其中除了一些衣物外，最大的遗憾就是放在旅行袋里的一些相片丢失了，这些东西不同于回忆，再也不可能找回来了，那是后话。

　　傣家人分配是绝对平均主义的。无论杀猪、宰牛。有一次我们正在坝子的菜地里干活，菜地附近有一片林子，这时隔壁磨粉寨子（相邻的生产队）老乡发现林子里有一头一人多高的麂子，随即呼来附近所有人进行围攻，我们知青也一起加入了捕杀队伍。在老乡们的砍刀和锄头的进攻下，那头麂子终于成了我们的猎物，随后就地分"赃"。当时二个寨子有多少人参加围捕，就按人头分多少份，除了直接砍翻麂子的二人稍多得一份外，其余的人人都有一份，老少无欺。

　　勐腊县城是一个城镇，一条公路横穿县城，当时正值抗美援越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我们的出国部队正是由这里直通老挝，因此勐腊县城是到老挝出境的必经之路，由这里然后经勐满或尚勇出国。那时在镇街道上经常可看到许多进口的罗马军用卡车拉着四管高射炮或加农炮等武器，或载着现代化的筑路车辆设施，在勐腊县城街上作短暂停留。而我们这些离镇上较近的寨子就像是近水楼台，当时最受益一件事就是经常能看到在广场上放映的露天电影，如当时流行的影片："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地道战"等许多战争电影。有些当兵的到了这里后还不知道这是哪里，要到哪里去，因此他们来了后，一般要在镇上驻扎、休整一周左右，大部分借住在镇附近寨子里，我们临近的磨粉寨也驻扎过，就住在傣族老乡的竹楼上，在竹楼外间搭铺。记得有一次雷锋生前部队也从东北赶来参加当时所谓的国际支左任务，并住了一阵子，那时还和他们聊了许多有关雷锋生前的故事。

　　我是1971年的夏天回上海探的亲，当时我们寨子的井给新因为出身好，去思茅地区出席知青会议，我正巧在思茅住宿的地方碰到了他和朱克家。和他们聊了聊当时的形势，其实当时就有消息透露出有关知青要分配的事，不过要探亲也顾不上那么多了。那时磨粉寨的林惠良和杨金顺也在上海探亲，后来在上海知道了林彪出逃事件，不久又听到了有关知青分配的消息。我们寨的井给新分到了县商业局；林华华此前已在勐腊县委工作，是作为记者专门从事采访、写作；还有二人分在村寨当教师。林华华因经常要外出工作，需要一台收音机获取信息或解闷，因此趁我在上海之际要我给他买一台收音机邮寄过去。10月下旬准备回勐腊前还去了林华华等几位家里，去帮他们带一些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品，回程时还约了磨粉寨的林惠良和杨金顺，一行三人经历马拉松式的旅途回到勐腊。当我走进村子时，知青屋子早已人去楼空。接着就听到林华华失踪之事，当时觉得不可思议，据说发生走失的时侯，他正外出山寨下乡，在他的住宿地收音机等物品都还在，接下来的事各种传言都有，但并没有确切的定论，也无法知晓，这件离奇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渐渐淡出，慢慢销声匿迹，由于当时历史原因，后来也无从考证，成为我们知青生涯中的一桩悬案。

　　接下来的日子，寨子里就剩下我一个知青了，虽然有时也觉得有些寂寞和孤独，不过生产队的领导和傣族乡亲确实还是很照顾我的，特别是村子里好多咪涛们、小青年还经常串门问这问那，有时还给送一些蔬菜、果子等东西过来，队里还特意把我的农活安排在生产队里的蔬菜组，与一些年长的波、咪涛们和村里的照顾对象一起干活，并且还把村口一间简易竹楼让我居住，以便使我安下心来。

　　这样虽然说独自一个人过，也不觉得孤单，较顺利地过了一年多。慢慢地由于附近有一些村寨逐步用碾米机取代了传统的人力舂米。生产队里也打算改善生活条件，准备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和碾米机，这样既可以解决大家的日常生活不便（因为村里以前大多都要挑谷子到邻寨去碾米），也可以用它来犁、耙田和搞一些运输。队长也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一傣族青年，当时拖拉机和碾米机一套设备大约也就三、四千元，但这却是队里的一大笔财富。记得那时刚把拖拉机拿到手时，大家确实都很兴奋，争着抚摩和围观，然后看资料，试着安装、调整碾米机轧米间隙，学习怎样驾驶和保养，还试着搭上拖斗车驾驶着在空地上到处跑，后面还跟着一大群小孩，挺热闹的。好像那时不用挂牌照不也需要考驾照什么的，就这样自己摸索，学着练习慢慢掌握驾驶、碾米及保养等各种操作技术。正打算进一步深入学习的时候，1973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开始了，这是文革后高等学校第三批招收工农兵学员，不同的是这次招生办法除了前二届实行群众推荐外，还需参加入学前的文化考试，因此当时也就出了白卷先生，其实我特别的同情他，他是一名辽宁下乡知青,还是个生产小队长，每天早出晚归，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来复习功课，考场交白卷也许是他的一种宣泄吧。当听到高等学校招生这消息，想到马上能有机会上大学，确实很是高兴，此时留在寨子里的知青其实已不怎么多了,于是同其他寨子的知青一起设法找来一些语、数、理、化课本进行考前复习。正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机遇，于是我们几个提前于绝大部分在云南插队、兵团的知青，离开了深深眷恋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