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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
人生感悟篇
我经历的知青学习班
作者：陈锦鸿
1970年夏，当时勐腊的军管县革委在上海干部知青慰问团的协助下曾为插队的知青举办过一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次对知青严厉打击的学习班，也是一次带有对上下龙茵知青打击报复的学习班，在我们所写的各种回忆文章中也是一个不能避开的话题，尽管它是令人痛苦的。
纵观整个知青运动，就我现在所看过的全国各地知青的回忆文章、小说、电影、电视剧，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地方的县委举办过如此规模、如此性质的学习班，所以这在知青运动中应该算是一次非常突出的事件，是一个不能不将它纪录下来的事件。
那年夏天正好是中小学生放暑假的时候，勐腊的军管县革委利用这一时机突然通知所有插队知青集中到勐腊县小学举办了"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开始说这一学习班要举办一个月，吃住都由县里全包，还记全职工分，知青们听了都很高兴，不用劳动还有菜可吃，在当时那种极艰难的生活环境下，都认为是感动了上帝，让我们过上一段好日子。开始的一两天知青们在住处有说有笑载歌载舞，记得下龙茵的叶茂强装扮一个跛足者，演得活龙活现，逗得大家笑弯了腰。
学习班将我们分成了几个大组和小组，我们的大组长是王其富，我所在的小组的组长是杨家麟，我担任纪录员。这些名单是县知青办公布的。
一开始知青们并不了解这次学习班的具体目的是什么，以为只是学毛选。可是一两天后，县委的姓丁的军代表（当时任县革委主任）到学习班讲了一次话，以极左的观点讲了知青的思想问题，还谈到了勐腊街头出现的知青打群架和有人失窃钱包的问题等等，并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希望大家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站稳立场积极揭发坏人坏事……总之，这次讲话把对知青教育为主的方针改变到对知青打击斗争的方向上来了，并明确指出问题的重点就在上、下龙茵的知青中。
开始的几天很平静没有什么人揭发，于是学习班的领导就点了几个人的名，主要是下龙茵的知青，开始把火向他们身上引去，于是他们之中有人开始交待和揭发一些偷鸡摸狗的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有些事并不算大事。那时候大部分知青还没有成年，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年代作了一些出轨的事本应以教育为主，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一直自认为自己不偷不抢，还算一个好人，其实现在想来也就是五十步和百步之间的差异，我们这些知青在雨季里差不多都偷过傣族人家的干柴，不管怎么说也是一种偷窃行为。但是县委的人还不满足于这样的揭发，还想找人打开缺口,进一步升级，于是县革委的老丁就找到了我。
我想他们一定是看了我的档案，看到我出身不好，可以诈一诈我。于是由老丁亲自找我谈话。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父亲曾带了部队到西双版纳来杀了一百多个傣族人？"我一听非常气愤，当即顶了回去："据我所知我父亲从未到过西双版纳。你如此无中生有你要负责任的，这事要让傣族人听了去，那可不是玩儿的，我可只有一个脑袋。"对于这位老丁，我与他也算是打过多次交道了，在处理下龙茵绑架知青的问题时我与他曾多次交锋，那时我们占着理，他还不敢对我们怎么样。
"你父亲的事你不可能全都知道，现在我告诉了你真相，你还站在你反动老子的立场上为他辩护，这说明你的立场有严重的问题！"他板着脸凶巴巴地对我说。
这时我的心情很沉重，明知他说的是谎言，可是我知道他是在利用我的出身来压我，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恰在这时有一个人来叫他有事要办，"你好好考虑一下你的反动立场问题！"恶狠狠地丢下一句话，他扬长而去。
那一天我确实在考虑我该怎么办。我们出身不好的人那个时代已受够了歧视，只要不反抗做乖孙子就行了。可是我心里还有一块心病。还在那天老丁将火引向上下龙茵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打鼓了。事情是这样的：
还在70年初春节前，来了10个月的M想回家探亲去，这对于一个还未成年的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件苛求的事，更何况是自己出路费，并没有向国家报销。可是问题是凡是居住在边疆的居民，要去内地必须有当地单位开具的介绍信，否则不能买长途车票，沿途四夜的汽车旅程中也不能住旅馆，在普文大桥那个边境检查哨卡也出不了关，而非内地居民就必须向当地的公安机关申请"边境通行证"，才能进出边境的关卡。而公社的领导不同意刚来了一年不到的知青回家探亲。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回家探亲的人便各出高招，想出了种种办法，我们上龙茵的人想出的办法是翻印公章。于是M运用种种机会终于在一张有公社抬头的信笺上翻印了一个公章。M要求我帮他在信笺上书写准其回家探亲的文字，理由是我写的字像大人写的。对此我是有些犹豫，可还是帮他写了。他拿着这张证明顺利地回到上海，又顺利地回到了勐腊。当时我们虽然认为此事做得很机密，但是这个办法还是被人家知道了，也有人用这个办法回了上海。由于没出什么事，我也将此事忘记了。现在明白县委办学习班的目的后，心里开始不安了。
第二天老丁又找我谈话，我对他说,对我父亲的过去我是应该批判地认识，可是对于没有的事，叫我如何批判？他说："看来你还是顽固不化。好，那我问你M是如何回上海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此单刀直入地逼问我，我想他一定是得到消息了，多日的担忧，一旦被他捅开，心中反到坦然了。我立刻承认M的事我帮过忙。他似乎没想到我承认得这么快，停顿了一下继续逼问我，"下龙茵的事你知道多少？"我一听就明白了，跟我绕了两天的圈子是想从我嘴里去抓下龙茵的把柄。其实下龙茵的人到底做过什么事我确实不知道，但是一点都不说他也不会放我过门，于是我告诉他，下龙茵的人做过什么事我从未亲眼见到过，除了一次他们在邮局顺手牵了几张邮票的事，其他一概不知。他见问不出什么情况，便立即宣布，从现在起你不必参加小组学习，单给你一间教室写检查，并接受群众的批判。也就是说我被变相隔离了。
从那一天开始，学习班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除了吃饭和睡觉和大家在一起外，其它时间都被单独关在一间教室中写检查，检查交上去通不过再重写，反复写了多次，其间不断有新的揭发，就要写新的检查。其实检查并不难写，只要忘记做人的尊严，把所有的臭水脏水往自己头上倒，使整你的人看了得意，使自己感到麻木就行了。在两个月的学习班中，对我的批判会一共开了六场，每次我低头站在会场上，听到下面喊的口号都是"坚决镇压fan革命！"等一类的口号。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要不是我相信将来事情肯定有变化，恐怕早就选择轻生之路了。
有一天他们派了两个人，说是要跟我回寨子，检查我那里有没有封、资、修、的东西，对此我十分震惊，没想到上海的家被造反派抄过，这插队落户的家也要被抄。他们在我仅有的箱子里抄走了几本书，看看别无长物，又把一起插队的同学的东西翻了一遍，被他们拿走了不少书，对此我十分愧对我的同学们，可是我毫无反抗能力，虽然我一再声称那不是我的东西。
在陆陆续续收到的揭发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客观不真实的，可是学习班的领导却对我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只要有两个人证明就是事实！正因此他们给我罗列的罪名大概有这样几条：
1.私自翻印公章，帮助别人逃回上海。
2.指挥大家偷听敌台。（所用的收音机不是我的，开关不在我手里，也不是我调节的，我只是接了一个耳机在我枕边，也就是说我是被动听的，而且那时收音机一打开中央台很难收到，东南亚的电台比比皆是，可又没有一个听得清楚。）
3.揭发我说过：我爸爸22岁当营长，我22岁扛锄头。
4.用扑克牌算命，宣传封、资、修思想。
5.看外语书中的内容，宣传外国比中国生活好。
6.说自己是最光明的，想取代毛主席（罪名可真不小）。（一天我将煤油灯的灯罩擦得雪亮，一高兴说今天自己是最光明的，不知他们怎么会联想到我想取代毛主席？）
7.拍橡胶林为背景的照片，是偷拍国家机密。
8.将一双球鞋转让给农场湖南老职工，是一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的投机倒把行为。
现在能回想得起来的大约就这几条。
由于揭发批判知青中存在严重问题的需要，第一阶段学习班结束后，紧接着又开了第二阶段的学习班。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后来据我所知，在学习班中大部分人都作了自我检查，并将斗争批判的矛头逐步集中到了十几个人身上。在第一阶段学习班快结束时开了一个大会，地点在勐腊县广场，全体县城镇的居民都参加了这个大会。
那天晚上广场里坐满了人，大会开始后老丁讲了几句开场白，然后主持人宣布把某某人揪上来！某某人的身后立刻有两个早就偷偷安排在那里的人突然将毫不知情的某人倒剪双手押上台去，就这样一个一个一共连续押上去十个知青。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谁还会被押上台去，还有多少人会被押上台去，弄得人心惶惶，可以说他们制造了十分恐怖的气氛。本以为我也隶属此列，可不知为何竟得以幸免。主持人一个一个地宣读了他们的罪名，最后宣布将其中一人逮捕收监。
在第二期学习班结束后给十个知青定了案。其中给我定的是：性质是fan革命的，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以观后效。
这顶沉重的帽子在我头上一直压了差不多十年，直到1979年3月才在我的要求下获得平反。由我亲自从我的档案袋里取出那份铅印的材料，当着公社党委的面烧毁。看着那份材料在火光中渐渐变为灰烬，突然感到一种通达四肢百胲的舒泰，我深信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集中全部插队知青，以批斗知青为目的的长达两个月的学习班，在整个知青运动中是十分罕见的。这是文革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对知青打击报复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在学习班举办的半年前，上、下龙茵的知青曾因一场误会而遭到绑架殴打，此事发生后知青曾写了材料向上海和云南省委申诉（主要的材料都是我写的），勐腊的军管县革委肯定遭到上级的责罚，于是为了证明不是他们领导无方，而是上下龙茵的知青大都不是好东西，因此集中炮火猛轰上、下龙茵的知青，或者利用知青中存在的一些缺点，或者无中生有，对上、下龙茵的知青进行无情的打击报复。这就是他们举办这次学习班的目的，其他知青只不过是当了一次陪衬，被当时的极左军管县革委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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