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岁月几疑在梦中》—

　　几年前，从上海虹桥机场"打的"回虹口的老家。一路上健谈的司机问我："侬是上海人？""啊，是，也不是。"我茫然道。

　　记得儿时，亲妈（上海青浦话，外婆的意思）给我算命，说我的命是"六亲不靠"。母亲喜之曰，我儿是富贵命。及至今日，过了"知天命"时，我才悟到，我原来是"远离六亲，漂泊四海"之命。

　　可不是嘛，18岁去西双版纳插队，成了云南人；27岁去重庆读书，当过四年四川人。之后，我的户口又在上海和南京作过短暂的停留。最后，竟随风而起，漂洋过海，落到了北美大地上。只知道，在云南时，人家叫我上海人；在海外，人家叫我中国人。我常梦见傣家的竹楼，嘉陵江的雾，上海的高楼，北美的洛基山。我是外地人？外国人？咳，管它呢，我实在是一个始终未能回城的上海插队老知青罢了，插了"土"的队，又插"洋"的。可谓是，插队生涯无时了，只是乡音未改耳。

　　一. 决定去云南

　　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上海，动荡得失去了理智。在66届毕业生的分配结束以后，我们67届的分配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时外界言传纷纷，说是67届人小，多数可以进本市工矿。这在当时可是很中听的哟。可没过多久，方案下来了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67届初中进工矿的比例比66届或同届高中生都小得多。只有45%，余下的全是"待配"。"待配"是什么呢，就是等待分配方向，学校工宣队的解释就是去务农，但外界也有传言说是去外地工矿的。

　　十月十八日学校开了个评比会，会上人人都争着要进工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比如某某家收入少，每月才十八元；某某某有病或是母亲有病等等。可我却想不出任何说得出口的"理由"，只能"待配"了。当时还幻想能去外地工矿也不错，总比务农强，所以也没报名去上海农场，心想等着吧。

　　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下午，学校来通知说是晚上到校听广播。事先已有消息说晚上的广播是关于知青的最新指示。晚二十点，新闻联播节目一遍又一遍地播出了那个叫做十二·二一的指示。我们都意识到"我们完了"。当晚，学校组织所有的学生游行"拥护"最新指示。第二天，上海市冻结了所有的招工工作，立即成立了个上山下乡办公室，开始把所有的青年动员去务农，方向是黑龙江军垦农场或国营农场，内蒙古、吉林、淮北、江西、贵州和云南的插队落户。当时大家谁也没去过那七个地方，天晓得哪儿好啊。

　　从那以后，学校，里弄以及各机关企业就纷纷躁动了起来。首先，学校工宣队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在学校的上山下乡决心书上签字。不过，这样严厉的要求只能针对平民家庭的子女，学校里的高干子弟们则纷纷拒绝在上面签字，他们的出路是靠父母的关系进入部队，学校的工宣队对此也无可奈何。之后，各种学习班，动员会甚至都开到了动员对象（当然不包括高干子弟）的家里。家长们也由各单位通知留在家中参加学习班，不必上班。这些学习班由学校工宣队和里弄干部的代表24小时地轮番坐在动员对象的家里，又是学语录，又是喊口号，直到家长们吃不消签字画押同意其子女下乡为止。

　　我父亲是学术权威，当时正在接受审查。专案组及工宣队早就扬言，如果我不响应号召报名去农村，我父亲则罪加一等。所以还在工宣队采取行动开学习班之前，我和一些有着相似家庭背景的同学就已"自愿"地报名去云南插队。

　　为什么是云南呢？原来在上述的七个面向里，北方三地属"反修"前哨，像我这样家庭出生有问题的青年是不能去的；安徽江西离上海较近，要照顾"出身好"的平民家庭子女。像我这样青年的只能在贵州和云南两地作选择。幸好我父亲当年曾在西南联大求学，又在抗战中期投笔从戎，沿滇缅公路去印度的蓝伽协助训练中国的新式陆军，对云南的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从而促成了我的选择。

　　六九年四月十六日，天下着毛毛细雨，我独自一个人撑着伞在风雨中走着，去派出所迁户口。走着走着，雨大了，心里也越来越不是滋味，真想走回头，不迁了。可是，回头的路又在那呢？外界的传言是这次不走，以后可能要去西藏了。可怕威胁着我，忧虑的心情掺杂着渺茫，我晕晕沉沉地走进了派出所的门槛。那位女警瞄了一下我那张赴上山下乡通知书后，就在我家的和他们备查的户口本上将我的名字轻轻一划。完了，我的上海户口完了，我几乎哭了出来。失魂落魄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拿了户口迁移证，更不知是怎么在风雨中走了回家。晚上，父亲回来，大家一起吃晚饭。他拉开了八仙桌的抽屉，拿出了户口簿，叹了口气道"如今开始，一家只有三口"。全家每个人的脸上笼罩着一片和天气一样的阴云。

　　二. 出发去版纳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天阴得厉害，冬寒的余孽依然让人感到透骨的寒意。早晨的细雨也给这阴寒的世界增添了不少的悲情。

　　这天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一夜没睡好。天不亮就起来，冷得很，穿了毛衣。全家四口在一起吃了最后一顿凄别的早餐之后，母亲和妹妹便帮我提着旅行袋走出了家门。

　　集合地点，母校复兴中学的工会俱乐部里挤满了人。有和我一样的知青，也有前来送行的家长和亲友。此时我对着母亲和妹妹，心中翻腾却无言以对。只得坐在一条长凳上默默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八点，送我们去云南的工宣队老姜高喊集合上车了。汽车挤得很，呜呜噎噎地开出了校门。沿着四川路、武进路，过旱桥，开向彭浦车站。我望着沿街林立的楼房商店，也想来几段激情："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可是却怎么也激动不起来，此刻的我只希望多长一双眼睛，再看看这与我一样寒冷凄凉的故土。

　　彭浦车站原是个货车站。设备不用说自然是很差的了。铁轨边新建了一个草棚作为站台，里面早已挤满了人。在站台口，我们找到了骑自行车前来的父亲。一家四口在此作最后的一聚。

　　父亲买了一些橄榄和蛋糕给我车上作点心。车站上的扩音器不断地播放着革命乐曲。站台上的人们有捶胸干号的，也有拭泪低泣的，反正人人的脸上都是泪水，真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此时时间是宝贵而短暂的，但一家人却无言对答。妹妹已转过身暗暗地抽泣，父母也强忍泪水告诫我路上要小心，劳动多注意安全，多来信。我除了诺诺地答应着父母的告诫外也找不出什么辞来安慰亲人。

　　九点三十五分，汽笛一声，列车在车上车下一片嚎啕声中开出了车站。我站在车门口，隔着已上了锁的车门玻璃挥手向父母妹妹告别。半小时后，列车到南翔站换头，停了一个小时，车厢里依然处处抽泣，悲伤之情始终笼罩着整辆列车。离别了故土和亲人，前程一片渺茫，不知道这列车将把我们这三百多知青拉向何种命运。江南的春季本是美好的，可现在展现在我面前的除了灰蒙蒙的云层外几乎再也没有什么了，甚至连江南肥沃的土地此刻也是那么的死气沉沉。

　　十五点半，列车进入杭州车站。杭州市的少年儿童列队站台以欢乐的歌舞迎送我们这列满载上山下乡知青的专列。车站上的欢乐多少送走了一些压在人们心头的悲伤，车厢里的哭泣声似乎小了下来。

　　由于天阴，夜幕很快便降临了。十九点，列车开进了大雨之中的金华车站。站上的广播传来了中共九大闭幕的消息以及新当选的九届中央委员长长的名单。反正是"昨日召下去旧臣，今日召下入贤人，进退者谁非我事，我心与世两茫茫"，睡觉，睡觉去吧。我和衣躺在长条座椅上，同座的钱兄则爬到行李架上睡去了。昏黄的车厢灯光下，有人开始聊天了，嗡嗡的，也不知他们在讲什么。

　　经过四天四夜的旅程，四月二十八日凌晨，我们终于到达了春城昆明。站台上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分列左右两排，让我们列队从他们中间走出了车站，恍如押送犯人一般，让人感觉到这边境重镇的森严。我们被安排在昆明一中住宿，教室的水泥地上铺了一些稻草。怕得关节炎，我和衣在草上迷糊了一下。不知是谁在梦中和母亲见面了，"妈，侬勿要难过，我走了"。

　　在昆明休息了一天之后，四月二十九日，我们被"装"上了卡车，拉货的解放牌卡车。车上无座无遮无垫，十几个人一车。我只得把随身携带的毯子折起来垫在车板上权当是坐垫了。起初还好，车行在昆明的郊区公路上，沥青路面比较平稳，尘土也不大。可是不久，车子就驶上了昆洛公路，一条简易的红土公路。这下可好，不光是车子颠簸得厉害，路上的红土也随车而扬起，又像雨点一般落下来。很快，每个人浑身上下都是红土，头发和眉毛也全是红的了。车停下的时候，只觉得耳鸣头晕，边上的人说话也听不清。一天下来，精疲力尽。晚上的宿营处也是简陋至极，第一天晚上的杨武是露营在一个泥土的停车场上，什么也没有，天作屋顶地当床，为了一点洗脸水，走了十多分钟山路；第二天的墨江是个停车棚，茅草的屋顶，无墙，地为床。这样的住宿条件，使得第三天早上许多人向带队的工宣队和思茅专区来接我们的负责人提出抗议并拒绝上车。后来在思茅专区有关接待人员的种种解释之后，大家才将信将疑地继续前行。果然，第三天晚上在思茅我们受到了良好的招待，睡在专区医院，每个人有一张用板凳搭起来的板床，还有毯子呢。

　　这一路三天，我们翻过了哀牢和无量两座大山脉，车行579公里。山路十分险峻，到处是急弯和悬崖。车子时而穿行在云层之上，时而又弯弯曲曲地沿着盘山路下到谷底。我们既领略了元江的热，也领略了通关的风，当然更领略了这一路的颠簸和尘土。

　　第四天启程，过了思茅向南，我们算正式进入西双版纳地区了。只觉得空气比前几天湿润了许多，沿途的森林也越发茂密，松杉等温带树木已不见了踪影，换之而来的是一片热带雨林的景色。在普文，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穿筒裙的傣族妇女。晚上，我们到达了勐腊县的小勐仑区，夜宿一傣族寨子，我第一次住进了傣家竹楼。

　　一走进竹楼，我们一个个目不敢旁视，手脚不敢多动，嘴也不敢多说，生怕违反了傣家的什么忌讳。倒是竹楼的主人先用他那结结巴巴的汉语和我们聊起了家常。一会儿，我尿急了，问那主人上哪儿可以方便，讲了半天他才听懂，原来傣族晚上就在竹楼的晒台上方便了。竹楼上面不高，我必须弯些腰才能行走。这儿没有电灯，竹楼上的照明一半是靠火塘的火光，一半是一盏油灯。走在竹楼上竹板在我脚下叽嘎作响，好像要断掉一般。

　　第五天的中午，我们终于走完了西双版纳境内近三百公里的路程，到达了目的地勐腊县。汽车把我们送到了离县城约2公里的勐腊区。我将落户的曼庄寨子就在该区政府附近的南腊河对岸。

　　南腊河清澈见底，河床是鹅卵石的，水清可数。沿河两边是茂密的竹林，河上的桥也是竹子做的。过桥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在河边的浅水处有不少傣族妇女光着屁股蹲在河里，一问之下才知道那是她们在大便。晚上，一位很胖的乡长把我介绍给一个叫岩尖的乡民，我就住他家。

　　三. 初抵版纳

　　经过了十一天的火车汽车的颠簸，我终于到达了我将落户的勐腊县勐腊区一乡曼庄寨子。这儿山川明丽，一派升平景象：晚上既不开会，又不学语录，既不需"早请示"，也不必"晚汇报"，更没人关心什么最新最高指示。傣族百姓个个和蔼可亲，民风淳朴。次日早晨醒来，只听得竹楼下嘀嘀嘟嘟传来舂米的声音，竹楼外则是鸡鸣鸟唱，整个寨子沉浸在缭绕的炊烟之中，真是：雀噪鸡鸣雾色梦，青衣待踏晕儿红，焉知穷却修竹去，犹念武陵青笠翁。

　　相比当时的中国大地，西双版纳真是一块净土。无论是我初到时的第一印象，还是以后的九年光景，一切的一切都使我对它念念不忘。我忘不了那里美丽的森林和竹林，忘不了烟霭下的傣家寨子和竹楼，忘不了竹楼里的酸笋鸡汤和牛肉干巴，忘不了月光下竹影里姑娘小伙的情歌对唱，更忘不了那里纯朴的波涛和咪涛。那里是我插队生涯开始的地方，那里是我躲避当时疯狂岁月的乐土，那里也是我走向人生的起点，它孕育了我日后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