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粮票
五分场 赵鸿生
记得 1969 年 3 月刚到七星泡农场五分场时，宋主任、王主任指着宿舍南面大场院上一个挨一个的大粮屯，自豪地对知青讲：“农场就是大粮仓，白面苞米管够吃。”开始时，确实如此。知青每人每月交 12 元钱，饭菜不限量。一群十七、八岁小伙子、大姑娘，正是长身体年龄，干的又是体力活，消耗大。每天干完活，经常饥肠辘辘。好不容易开饭了，就全体出动，去食堂打来饭菜，围成圈，狼吞虎咽吃上了。我们一个班 12 个人，一顿就能吃掉百十来个二两的馒头，还要喝 5 盆大碴子粥溜缝。要是遇到好菜，肉包子、油饼之类，各班的饭桌豪杰们更会屡屡刷新吃的纪录。
可能是知青们太能吃了，也可能是缴粮任务重了，第二年，分场就改变了知青连队食堂的伙食制度，多吃多付钱，还起用了粮票——一种农场内部通用的地方粮票。发放粮票标准分两档：干体力活的，每月 42 斤；非体力活的，每月 36 斤。这办法可苦了我们这些男知青。农场的农活很累人，天天吃馒头和少油水的炖菜，喝的是清汤，很少见荤腥，因此经常觉得饿，甚至刚吃过饭不久，又觉得饿了。为了不饿，每顿就多吃些。胃越撑越大，再饿了后，吃得更多。凭粮票买饭票，凭饭票买主食。当月计划定额吃完了，就把下个月发的粮票提早使用。许多男知青发生了粮票危机。怎么办？总不能写信回家向父母要，因为那时上海也是凭票证计划供应，城市居民的定量比农场还低。有的实在没办法，就只好少吃或挨饿。干体力活的，活干完后，肚子饿得咕咕叫，那滋味真不好受。
同班的胡之龙与他姐姐胡晓蕾一起下的乡。我们粮票不够吃，通过胡之龙的口传给了胡晓蕾，通过李泗云的口传给了同去的他的邻居李舜华，通过我传给了一起干活接触最多的刘遵玉、赵桂兰等。男知青的饥荒引起了女知青的同情。她们把自己结余的粮票偷偷地送给我们。还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