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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
作者：林云普
16岁开始学生证换边境证，边境证换学生证，学生证换工作证，工作证再换学生证，学生证再换工作证，工作证又换工作证。每一次证件更换都是一个新的期盼，每一次证件更换都是一次人生历程的迁移或转变。如今，终于又将工作证换成了退休证。39年档案意义上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于我而言，退休使精神上有一种彻底放松的感觉。终于再不必有下岗失业的担心！终于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对纷繁的世事，动荡的经济，艰难经营的企业，繁重的工作说声：“拜拜了，您哪！”
至于退休待遇么，因为在外企任职，故而比上不足——退休工资没有比我少几年工龄，在事业单位当一般工作人员的朋友高；但比下有余——除基本退休工资外，公司还给了一笔补充养老金。
相比起那些在国家政治动荡，以及后来的经济改革浪潮冲击下被迫离开工作岗位，遭受种种生活挫折和磨难的人们，我能平平安安顺理成章地一直工作到按规定年龄办理退休手续，心里充满了幸福感。远的不说，就说我的两个姐姐的退休经历就和我大相径庭，可以说充满“辛酸”。
大姐，无奈选择
大姐是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是那个时代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精英。大姐大学毕业后在一机部所属的一家保密厂（现在属于航天工业部）当一个普通的技术工作者。
大姐比我大二十岁，有人会问，是你亲大姐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咯。中国人都知道，旧社会的人结婚早。老妈16岁早婚，老爹又不懂得计划生育，两人一边努力工作，一边努力养育孩子。可是，那万恶的旧社会，日寇侵略，国共厮杀，战乱不断，时局动荡，疾病肆虐，民不聊生。父母亲虽孩子生得不少，但是能活下来的不多。这不在解放前出生的孩子当中，只活下大姐一个。我们后面几个姐妹基本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啦。
好了，扯远了，还是回来说大姐。
大姐的孩子比我小不了多少，在我下乡后没几年，她两个孩子也相继中学毕业了。大姐作出了一个安排，让比较懂事的大女儿下乡去农场，让比较淘气的儿子留在上海当工人。俗话说，儿是娘的心头肉，为了让下乡的女儿少受苦，大姐动用了所有可用的关系，把女儿安排在了上海郊区一个农场的科研站。
转眼时间到了1980年，女儿已经24岁，到了该谈恋爱找对象，谈婚论嫁的年龄，可是谁又会甘心一辈子生活在东海边的那个农场里呢？况且，当初按政策大女儿是可以留在上海的。当大姐决定把留城的机会给儿子的同时，就觉得对女儿欠下了一份情。
那年，大姐48岁，被文革耽误了10年后，即将从助理工程师晋升为工程师。一个搞技术的人谁不想成为工程师呢？学俄语的大姐拿起了英语书，每天晚上在灯下认真补习，积极地作着准备。
与女儿一起下乡的同学，上学的上学，上调的上调，纷纷离开了农场，回到了上海。大姐的丈夫，当时在大三线一军工企业当党委书记。这主一本正经到极点，孩子们希望曾经在海军呆过的老子能托托老战友，给找个出路。这老家伙竟然向儿女们宣布：我15岁参加革命，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你们也要靠自己！然而，他老战友找他为子女解决出路时，他倒毫不犹豫地出手了，气得老婆孩子干瞪眼！
幸好七十年代后期，国家恢复了父母退休允许适龄儿女顶替的政策。这对于一筹莫展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跳“农门”、回上海的绝好出路。于是，一个人生的选择放在了大姐面前，是追求事业完成夙愿，还是放弃自我价值的实现让位给女儿。经过再三权衡，最终，母爱战胜了一切。为了女儿的前程后生，大姐痛苦地放弃了对事业的追求。
国家干部退休年龄55周岁，女工退休年龄50周岁。大姐按女工退休年龄还早两岁！有人给出主意，把干部身份变成工人身份，再办病退。把干部身份变成工人，倒还好办，在单位工作那么多年，只要开口朋友肯定相帮。可这“病”不是说来就来，厂医虽然相识也不敢给随便给乱下诊断呐。情急之下有人给出了个主意，装“血压高”休病假，办法是测量血压的时候把小腿肌肉摒牢，这样血压就会升上去。一次两次……到后来大姐只要一走进厂医务室，血压就会高起来，紧张、焦虑啊！
唉！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工厂领导终于批准了大姐的病退，让女儿顶替进了工厂。可怜我那大学本科毕业才48岁的大姐，终于让她的女儿由农场职工变成了国企职工，也终于使自己由国家干部变成了“工人”，又由工人变成了“病人”，最后由“病人”变成了“闲人”！
三姐，舍生取义
三姐比我大两岁，但已经退休十多年了。她的退休有一种“壮士断臂”的悲壮。
三姐是67届初中毕业生，68年接了我父亲的班，进了上海第一丝织厂。纺织行业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我国的支柱产业，被称为我们国家经济的“摇钱树”。文革后期，当国家政府急着安置堆积在社会上的三届高初中学生的时候，有这么个机会直接进入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端上一只铁饭碗，那可真是让人羡慕得眼珠跟兔子似的！
三姐当然知道自己的幸运，她认认真真地跟着师傅学艺，掌握了织绸布、织锦缎、织天鹅绒等丝绸产品的全套技术。从一个小小的学徒工，成为一个技术高超的挡车工，又从一名挡车工成长为了一个管理上千人大车间中层干部。
纺织厂的工人工作非常辛苦，四班三运转，八小时围着机台不停地转。因为自己是工人出身，三姐对车间里的工友姐妹关爱有加。谁的身体不舒服，谁的家庭有困难，三姐事事放在心上，处处给予关心。按照她的级别，单位给她分配住房，她却把房子让给了更需要的同事。
时间，在机器的轰鸣中流逝；生活，在忙碌的操劳中延续。并不富裕的人们，过着平淡而平静的生活，似乎心满意足。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工业企业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化为市场经济。许多习惯了按国家指令安排生产企业的管理者，身不由己地投入商海，不是被呛得喘不上气，就是被洪流淹没。当然，企业也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当时，有句话谓之“付学费”。
1989年，风云突变。以美国政府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依靠出口创利的中国纺织业受到重创。没有了出口订单，纺织厂纷纷减产、停产。上海，作为中国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痛苦地选择了转产。砸锭、卖厂，遣散工人。一夜之间，昔日的“摇钱树”变成了“苦菜花”。
因为外商赖账、产品滞销、经营不善等因素上海第一丝织厂终于走到了破产的边缘。在纺织结构大调整中，从1995年12月至1996年底，该厂经历了“刚性灭亏”
、全面破产的艰难历程。上海丝织一厂的破产案，也是当时名闻海上的第一宗国企破产案。曾经作为经济改革大潮中，国企改革的一个范例，被媒体广泛报道。那年，三姐44岁，孩子刚念中学。
三姐无奈地向姐妹们宣布停车。当她的手伸向那个红色按钮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昔日马达喧嚣的车间突然死一般地寂静，姐妹们抚摸着曾经编织出美妙图案的织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姐姐安慰大家说，你们先回家休息，等到开车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姐妹们低垂着头，拿起回纱擦拭着机器，就像每年春节放假停车之前做清洁工作一样，她们把织机擦得纤尘不染。
厂领导找三姐谈话，要求她负责按照工厂制定的方案，遣散车间里一千多名工人，而她本人可以作为工厂的留守人员留下来。三姐拒绝了。一千多职工突然失去工作，她们没有其他技能，到社会上去重新寻找职业将是十分艰难的。这些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生活将陷入困境，何况其中还有不少是双职工。三姐说，作为党员干部，我会做好工人们的思想工作，决不会让极端事件出现。但我不能把工人打发走，自己留下。如果可以的话，希望组织上给我办病退。那时候三姐因劳累过度患有肝脏肿大的疾病。
在安置工人的过程中，三姐天天要听各种声音，有叹息、有哭泣、有牢骚、有谩骂……三姐一个个地给以慰抚、劝解、开导，身心疲惫到了极点。在妥善安排了她的工友姐妹之后，组织上同意了三姐的请求，三姐终于松了口气。可没想到一场大病等待着她，在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肿瘤在三姐身体里悄悄地生长。三姐住进医院开刀。幸好，好人天助，肿瘤是良性的。
有时我想，人能有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能平平静静地渡过一生，确实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人生的路很长，我们要珍惜生命中每一个平静美好的日子！但当有风雨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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