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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茫云海
——故国行
黄惟群
一
飞机在飞行。窗外是无际夜空。夜色迷蒙，清淡，在空阔的深暗上掩覆一层均匀的白。看得到月亮，很亮很亮，把夜空洗得清澈，又使她梦一样远不可即。
月亮嵌在一片深蓝中，一动不动。
航空小姐端来了威士忌、冰块和可乐。短曲的金发，深深的蓝眼睛，笑容夜空一样给人宁静的愉快。
"来了近十年，第一次回去。"我有一种坐飞机的兴奋，想说话。
"十年了？"航空小姐漂亮的长睫毛夸张地往上一挑："一定很想念吧。"
我耸耸肩"我的家人都不在那了。"
"那你们是去......"
"去度假，去看望一下亲戚朋友。"
说来奇怪，等了十年的第一次越洋度假，去的竟是中国。完全可以去香港，去美国，那边也有亲戚朋友，也有许多事办；纯粹旅游，应该去欧洲。其实，我们根本没选择过。去中国是不用选择的，似乎是理所当然、早已潜藏于心中的决定。
"祝你们玩得快乐。"航空小姐妩媚的笑眼里有着透明的单纯。
我喜欢这笑。漂亮。
又看见了月亮。
我发现，那不是月亮，而是飞机翅膀上的一盏灯。万物消失的空荡荡的宇宙里，灯和月亮原来没有感觉上的差别。
喝着威士忌，靠在椅背上。稍有一点晕，很舒服。
"啊，这次是衣锦还乡了。"耳边响起一位朋友的话。
衣锦还乡？从没这么想过。我不喜欢这个词，一股肤浅味。何况一介布衣，没有成就可言。但是，潜意识中是否真的没有一点得意？有的，多少有一点。我有一种自己都不愿承认的优越感，一种居高临下的潇洒：十年前，去了一个想去的地方，美丽、富饶，如今回来了，带一份梦幻，一份骄傲。
威士忌的效力中我昏然入睡。醒来时，天已微亮。
"到上海了。"临座一位年轻华裔商人说，"我来了十几次了，上海的上空永远这样。"
一路上，夜空是清澈的，晨曦是辉煌的，唯有到了上海上空，成了云里雾里灰蒙蒙一片。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质，连大气层都是污染的......我感叹上海人惊人的适应性，竟能在如此污染的环境中生活......我为自己、为我们一家感到庆幸，庆幸我们只是来这度假，无需与这城市有苦同受、有难同当。
飞机开始降落，俯冲，穿透一片灰蒙蒙。
贴着窗户下望，我看见了纵横交割的农田，一块块的方块地；接着是楼房平屋，铅笔线一样的铁轨与马路；然后，看见了移动的汽车、脚跨自行车候在铁道栏杆前的人群......再然后，我似乎还看见了提着菜篮子的老妈妈，闻到了污泥浊水烂菜皮混和着油条豆腐酱香味的上海清晨的气息......
我突然无法克制地激动起来。
我发现，眼下这张图画，这些人，这些路，这些楼，与我有着天然的协调，我很容易地就把自己和我一家装进这张图画，与之融为一体难分你我，我甚至已经看见了这张图画中活动着的自己......
这才是我的地方，这才是我真正应该生活、居住的地方......可是，可是我竟离开了她......
我的喉结哽噎住了，想不到，泪水涌了出来......
远远的，航空小姐好奇地望着我。我侧过脸去。
二
坐在出租车里，我的头不停地转，眼睛一眨不眨、移来移去，狼吞虎咽地想把一切吸入眼帘。
我在寻找什么？是什么？我大概是在捕捉对这久别重逢的城市的一刹那印象；大概是在搜寻她与我千丝万缕永远割不清的联系；大概是在追踪她能够给我－－一个海外游子的亢奋与新鲜感；也许...... 也许我只是在寻找我的遗憾，寻找十年澳洲生活所没有的、失去的、遗忘的......
我贪婪地呼吸着每一口空气。
"是国外回来的吧？"出租司机突然问。
"是的是的。"我与太太齐声说。
"很久了？。一定不认得了。"
怎么会？这地方我们生活了三十年，生命中记忆力、感受力最强的三十年，也是感情最真挚、最丰富的三十年。这地方有着我们祖先几百年、几千年留下的抹不去的古训与传说。这地方决定了我的人种、地域、传统与文化。哪怕再过三百年，只要踏上这块土地，声音、空气、这个城市不灭的灵魂都会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
"变化很大吧？"
"很大。"
"十年后，上海将成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比香港繁华得多。"
"能的，一定能。"思想上，感情上，很早以前，我就已把香港打得落花流水。我相信上海人的能力，相信九十年代的中国人不会再向六六年走去。我感谢这位出租司机，感谢他的骄傲、自信，甚至感谢他迫不及待的露骨炫耀。
"看看，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以前最高的二十四层楼现在是小弟弟了。"
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高架公路上一眼望去，如一根根拔地而起的巨柱，托住天；上海人曾经引以为豪的全国之最－－"国际饭店"看不见了，这个高大的老贵族，在新到的成群巨人面前相形见绌，萎缩了，消失了。
上海人确实聪明；上海人是魔术师，有着点石成金的本领，只要一条缝、一个洞就能培养出参天大树；上海人似乎时时万事齐全，只等东风。我为上海，为上海人自豪，尽管眼前的高楼大厦激不起我的感情波澜－－我不为它们而来。
"快看快看。"我叫了起来。
我看见一排排灰色水泥沏成的新村房子：密密麻麻的窗户挤成一堆，一根根凉衣竹竿长长短短伸出窗户，竿上挂满凌乱不齐的衣衫；看见了老式石库门房子：黑洞洞的门，黑洞洞的屋，黑洞洞的歪斜不整漆皮剥落的窗框；看见了"万家灯火"中一片低矮平房上鱼鳞般墨漆瓦片连接而成的浪尖般起伏的屋顶......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太太也叫起来。
多熟悉。这才是我们熟悉的上海。
我和太太兴奋了好一阵，可跟着，却都沉默了。
仔细看，眼前这个上海与记忆中的存在差别，显得又旧又乱又暗淡，象个过了中年正在垂向晚暮的老人，使人感到熟悉、亲切的同时又感到陌生、遥远。
从阳光中走进黑暗的人，对黑暗的感觉一定比原先身在其中时更强烈。是反差？是对比？
我觉得自己象个叛徒，象个无情无义、浅薄势利的忘本小人。
三
我喜欢海。在悉尼，我一家常常驾车去海边，听凭大海的空阔、海水喧响的宁静洗涤纷杂的思绪、世俗的烦恼，任由性情在宁静的空荡荡中超脱、升华。
我喜欢海，还因为喜欢海边的人：没有装饰，没有等级，融自然于一体；我喜欢看沙地上海水中走着、躺着、玩着的千姿百态；优美的线条，简洁的造形；我还喜欢海风，淡淡的腥味中灌满活跃清新的元素；喜欢听海风中飘曳的每一声不同音色的欢声笑语，她们使我感到生命的绮丽多彩，感到生命的活力、生命的美。
上海是海，人的海。站在上海的海边，观察过来往去的人。
我惊讶地发现，每个人都有一张差不多的、几乎相同的脸。
没有表情，皮肤象做过整容手术，绷得紧紧；见不到笑容，笑意都没有。没有色彩，好几次，我指着一堆堆挤公关汽车的人对太太说：看看，看看，为什么所有的衣着都是类似的颜色，不是灰色就是近似灰色的深暗色。看不见线条，看不见造形、看不见弯曲起伏。总该有点飘逸，有点风情吧？还有，戏谑呢，幽默呢？哪里去了？一个城市怎么可以缺少色彩，缺少戏谑、飘逸，缺少它们带来的生气、带来的轻松、活泼与欢快？......都说上海女人最漂亮，上海人穿着最时髦，可我看不见漂亮，看不见时髦，甚至看不见姑娘......我看见的只是灰蒙蒙的背景，灰色的人流踩着灰色的地，过去了，过来了，除了严肃还是严肃。
"No sex。"我突然大叫起来。
Sex是性欲，也是性别，是人的精神面貌的体现。Sex使男人看上去更象男人，女人看上去更象女人；Sex是生气，是热情、是浪漫；Sex更是友好、亲近，是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缩短。
十年前到澳洲，最先学会、运用最多的两个词是"Sorry"、" Thank you" ，因为这是两个听到、接受最多的词。我习惯了，也喜欢。在故国，我频频将这两词转换成中文，对营业员说，对售票员说，对与我接触的每一个人说。可我失望地发现，这两个充满友好，柔化人际关系的词，失去了她们应有的魅力，换取的仅是冷漠、无动于衷，甚至奇疑不解；没人需要，没人等待，更没人回送。
我想我是忘了。忘了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忘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的风格。
我对太太说："别再说谢谢了，也不用微笑。这样更自然。"
太太勉强一笑，说："生活压力太重，活得就会相对拘谨些，多些戒心，少些相互间的信任。"
她是对的。众多脸上，我看见了深藏着的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象是随时准备遭受攻击，并且随时准备予以还击。
处处潜藏威胁，时时可能出现冲突。
这是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太多的人：本市的、外市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彼此摩肩接踵；太多的车：二用车、小轿车、大卡车、公共汽车、成批成批蜂涌而来的脚踏车，谁也不让谁，统统挤在乱哄哄的路上毫无次序地横冲直撞。
坐在车里，我常常失声大叫："哎－－危险!"
人与人要相撞啦! 车与车要相撞啦! 人与车要相撞啦! 再差一秒，再差一寸，一次事故就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千钧一发之际，总有一方停住，或者双方都停住。有惊无险，象电影。
一位去过中国的澳洲朋友说，"中国人的驾驶技术很好。"
我想起的却是另一句话，"两军相交，勇者胜。"必须勇，才能取胜。
谁都勇，谁都不让谁；但妙就妙在：谁又都不勇，谁都随时准备让谁。
这里，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冲锋意识，却同时，又都有一种强烈的"刹车"意识。两种对立意识的奇妙组合，我想恰是这个社会的合理存在，是这个社会中人的特性。谦让、等待，意味着失去，意味着自寻毁灭。正如一位善于横冲直撞的司机所说："想等到安全了才出车，你的轮子就永远别想动一动。"
对一个随时都在冲锋并且随时都准备"刹车"的社会，还能奢谈什么轻松、自如，要求什么表情、微笑？
太太说："其实从来如此，只是以前没有感觉而已。"
又是她对。近了，糊涂了；远了，清楚了。
四
经常有人问我："出去十年，这次回来，觉得变化大吗？"
"很大。"我常这样答。
许多我所认识的房子装饰一新，成了光彩夺目的酒家、商店；许多记忆中又漂亮又高大的房子如今竟不敢相信地觉得她们又矮又难看；我与太太想去看看各自中学时代的母校，然而，一个已被夷为平地，正在大兴土木，一个早已建成了令人望而怯步的五星宾馆；常常，车在路上开，几个弯后，我问司机，"这是什么路呀？"司机说，"XX路。""什么？"我惊叫起来：" 竟是XX路？!"－－诸如此类，太多。
"怎么样，上海的高层建筑多吧，数也数不过来吧。"
"多多多，头颈抬得酸死都数不过来。"
"不比你们外国差吧。"
"不差不差。当然不差。"我这样说，心里却想："何必呢，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情，绝不比你差。"
到处高楼林立，但是，坦率地说，我觉得她们象是从悉尼、纽约、多伦多中的哪个城市借来、搬来，暂时在这搁放一下而已。高楼是建成了，其他各方面却远远没有跟上，缺少陪衬，缺少应有的环境、氛围。高楼大厦尽管没有标准，可总该窗明几净、绿叶扶疏，配一二喷泉、二三酒吧，至少也得配上楼前坐着、站着、走着的明快鲜亮、五颜六色的男男女女......没有，都没有，或者说，有得不够。高楼矗立在一片紧张、拥挤、杂乱、焦燥、简陋与破旧中，象是假的一样。
经常有人问："你觉得这里的人变化大吗？"
我笑了，说："我认识的人中，几位教授几位作家已经下海，几位正在筹划下海，另有几位天天在为下不了海、不适合下海苦恼；我家隔壁弄堂转弯角的小房子里原先住的一位卖茶叶蛋的张家姆妈，据说现在做股票发得厉害；我的亲戚中，有几个下岗的，分分种都在怨天尤人，也有几个春风得意的，不倦地散发着印有自己英文名的外方代理名片；我的一位朋友，在我十年前的记忆中丰姿秀逸，不无姣美，领尽社会风骚，这次见她，我第一句结结巴巴脱口而出的话是：你怎么......怎么竟象个...... 妇女啦？－－结果被我太太大骂一顿......"
变化很大，确实大。
然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词语上、感情上可以称为"一晃而过"，实际生活中，长得可以使一个男婴长成爸爸，可以夺走人四份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生命。几十年不变的是怪胎；变，正常的、应该的，一点变化，太小意思。
"发现吗，现在人人都在关心钱。”
是的。都在关心，没人再认为钱是可耻的。钱确实是好东西，我们去外面的人早已认识她的好处。没钱要饿死的；没钱就交不起房租，还不了一身的债；没钱就永远别想买房子，换车子，连想生个儿子都办不到。
" 钱"作为追求标准，不能说至善至美，但起码是种进步。要说遗憾的话，唯一遗憾是，对她的肯定来得太晚，浪费太多时间。
至于人变，我认为是句玩笑，是口语的失误。人的工作变了，环境变了，注视关心的对象变了，但人没变。人的性格没变、认识事物的方式没变。
人是很难变化的。"三岁定八十。"我所熟悉的人，原来如此，现在还如此。老实的终归老实，滑头的终归滑头；能干的、不能干的，拘谨、厚道、狡猾、下 流，玩小聪明的一如既往；喜欢吹牛的永远一脑子"扎台形"意识；懂得钻营与不懂得的，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
就象上海的路，路面变了，两旁景观变了，但路没变，多少长短还多少长短，该在哪里弯曲还在哪里弯曲。
我一生中唯一感到人变的是文化革命时期。一夜间，熟悉的面孔陌生了，善良的凶狠了，忠厚的狡猾了，连人吸进吐出的气都充满邪恶、恐怖与惊慌...... 文化革命是社会的倒退；只有倒退的社会，才会让人感到：人变了。
五
好几年了，由不同渠道：国内亲友来信，澳洲回国度假又回来者的描述，总听到大大小小感叹，感叹大陆面目全非的飞涨物价。一把青菜卖几块，一双皮鞋的标价是以前的十倍，还有米价、油价、汽车车票价统统都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然而，每次听到如此感叹，我多少都有些扬眉吐气感。
十年前来澳洲，我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本地图，这对一个外来生存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这本地图花去了我二十四元澳币，在我不胖的身上割去了大大一块肉。当时，用同样的钱在中国买同样的书，大概可以买一百本!
人民币这么不值钱，中国人的血汗这么不值钱？
一个澳洲人可以眼都不眨地在中国买几乎任何东西，而中国人哪怕在澳洲买一只鸡，也要用出买牛的力气。理由仅仅是：一个是澳洲人，一个是中国人；仅仅因为这头牛和这只鸡生长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国家，如果钱币仅仅是在国内运行，怎么定价关系都不大；要发展，要做国际贸易，这种与外币的比值，太窝囊、太不公平!
中国物价要涨！十年前，我就这样愤愤不平地希望过。
我认为中国的物价涨得还不够。
在中国的这些日子里，我觉得我一生中从没这么富有过, 富有得连自己是谁都快认不得了。
澳洲十年，我没去店里剃过一次头，不是不想去，是被店里近似诈骗的要价吓坏的。不得已，对着镜子，我为自己剃了生平剃的第一只头，一剃剃了十年。这次在中国，我则非常潇洒没有"肉痛"感地坐进了理发店，不仅剃了头，还修了面，吹了风。我太太，澳洲十年，没买过一套象样衣服，这次在中国，则捡来一样地捡了好多套，质地、式样绝对不差。同样的衣服在澳洲，起码要花上五至十倍的钱。总而言之，在中国，我们做了许多十年澳洲不敢做的的事。
当然，中国也有几千上万元的衣服，也有剃一次几十元的头，且不说我完全可以不买不剃，总也得承认一个国家应该有她自己的高消费。何况，这样的高消费，比它高得多的高消费，澳洲多得是，都是我们从来不敢问津的。我们在澳洲不过是中等或中下水准，有什么理由到了中国就一味想要充当"阔佬"，要求享受最高水准？仅仅因为在澳住了几天，就该趾高气昂，目空一切，做所有中国人所不敢做的事。这种心态是否过于良好，过于膨胀，且有一定的"小人得志"、"欺人太甚"之嫌？
中国的物价是跟上来了，遗憾的是，工资上涨率与某些物价的上涨率还不成比例。生活水平普遍是提高了，但有许多下岗工人、退休工人不得不一角一元地计划着买葱姜。
特别使我感叹的是进口货的价格。凡进口货，不管穿的、吃的、用的，一罐可乐，一把牙刷、一条三角裤、价格全都高得吓人，比澳洲还贵。
在商店见过一种被称为"美国奇士橘"的玩艺，因为多了"美国"两字，一公斤三十二元人民币，合澳币五元。这样的橘子在澳洲，通常价格是一元，便宜时仅一角九分。我问朋友，这样的橘子有人买吗？回答，有。可我仍想不通：它的味道根本强不过国产的，凭什么价格竟是十倍，凭什么竟会有人买!－－摆阔，新鲜，赶时髦，当然，我完全懂。――人的这种心态何时可了。
庆幸的是，我不用充当这样的好汉，我有足够时间留着回澳吃一角九的特价"美国奇士橘"。能够的话，我想奉劝所有人都别买这种玩艺，并且奉劝进口商，与其进口这种"欺人太甚"的东西，不如进口些半新旧的传真机，复印机－－这些倒是国内远远没有普及的，也算为国为民做些好事。
随便提一提，大陆时，几乎看到的所有广告，包括橱窗里的模特儿，全部"聘用"西方美女、美男子。中国不是不"产"美女的。中国有十几亿人。中国不是有西施、貂婵、王昭君与扬贵妃吗？她们总该也有后代吧？作为人，作为国家，总该懂得点自尊自爱吧!
六
我的肚子塞满了，天天吃消化药－－应该说，顿顿吃。
短短一月，我重了四公斤。我一次次叫嚷"不能再吃了，不能再吃了"，可我实在挡不住诱惑，说得多，吃得也多。
回国前，我说我只想吃大饼油条豆腐酱。对这些中国特色的食物，我已想念到了做梦程度。许多次，夜半梦醒，我吸着鼻子，睁着朦胧的眼：油条呢，油条哪里去了？我刚刚明明在吃油条......脑海里，依然是香喷喷的大饼油条，依然是袅袅升起的豆浆烟雾，拌一股散不去的焦香味......
回到故里，我对油条的忠实未变，但我发现，值得赋之忠实的远远不只它们。
一叠臭豆腐端上来，我看得眼都直了："啊呀，这可是多年没吃过的东西呀。"一条河鲫鱼上桌，我又叫起来："啊呀，好多年没吃过河货了。"一叠黄泥螺，一盆大闸蟹，一碗毛豆煮芋艿，一锅火腿鸭子汤，都引得我嘴里生津，直咽口水。都是久违的，都是亲切的。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好吃东西 ？怎么会的？! 我不得不抱怨记忆的不可靠，浓缩成一点时，竟只剩下大饼油条豆腐浆。
吃，吃，吃，我对自己说，吃一肚子菜，一肚子人情，大不了再多吃几粒消化药。
我问儿子："中国吃的东西很多，是吗？" 儿子说："是的。" "很好吃是吗？"儿子望着我，神情木然－－他只知道牛奶、面包、可乐和意大利馅饼。
我问儿子："中国是不是很不同？"儿子说："是的。""什么不同？""不说英语。""还有呢？""还有呀，"想半天，他说："很多人，很多车。"
"对了，这叫什么？这叫热闹。懂吗？这就叫热闹! "我拍着他脑袋大喊道。
我已十年没有这般如鱼得水了。
在这里，我想到任何一个地方，换任何一辆车，哪怕二辆、三辆，只要拦住迎面走来的任何一个人，不管态度如何，他都会告诉我，怎么走，哪里上车，车站在哪里。这里，我可以用熟悉得不打格愣的语言，和任何一个人交谈，并且偷听任何其他人的谈话；哪怕什么都不说，我也能看懂任何一个表情， 看懂表情下潜藏的一层、二层、甚至三层四层含意。在这里，我可以没有一点胆怯，从城市的最南面走到城市的最北面；只要愿意，哪怕深更半夜，我仍然可去通宵达旦的餐馆吃一顿夜宵，去俱乐部唱一阵卡拉OK......
澳洲很大很美很富有，澳洲很好，可是，澳洲有这些吗？
曾有整整一年，我面对的只是两张小面孔，儿子的，女儿的。儿子才三岁，女儿刚出世。女儿哭了一小时，还在哭；儿子说，我饿了；我刚去为儿子煮食，女儿那边哭得吐了，尿片也湿了......多少个寂静得只剩空气流动声的白天，我搀着儿子，推着坐车里的女儿，身后跟着我家养的那条狗，在街道、在家后大公园里走，只是走。我想看几个人影；没有人影，一个都没有。我想与人交流交流，说几句话，哪怕说几句，打个招呼，笑一笑，可是人都看不到，哪里还有语言、动作......死了，静得什么都死了：树木也好，家具也好，一动不动；阳光厚厚、沉沉、落在屋檐、草地上；连天都不帮忙，不肯响一声雷，起一阵风，下一片沙沙的雨......我觉得我要疯了，马上就要闷疯了。
多少个的周末，我对太太说："我们应该出去玩玩。""对，应该。"太太同样蠢蠢欲动。
可是去那里？哪里可去？连马路都没得逛。店关了，人走了，街凉了。
我问自己多少岁？四十多。不算太老!何况我觉得自己的心态年轻起来比同龄人年轻得多。心中有许多欲望没有满足，热情胀鼓鼓的，对欢乐的渴切想冲出来，随时都可冲出来，已经冲到喉咙口了......可是，就是出不来，没地方可出。
一次，参加一个朋友的派对。派对最热烈时，百般风韵、满脸欢笑、忙得不亦乐乎的女主人突然感慨道："真希望天天派对，天天这么热闹。"
她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至少是我和我太太的。
我问儿子："喜欢中国吗，喜欢中国的热闹吗？"
儿子说："喜欢。"
我正在得意中，只见他眉头一皱，说："不过，太多的嘈杂声。"
岂有此理!我对儿子大叫道："你真是岂有此理!"
七
我找到了大瘤和汤团，他们是我插队时的朋友。
提起话筒，我故意操起国语："XX同志吧，怎么，听不出我声音？"
电话里传来的是懒洋洋的官方语言："哪位呀，什么事。"
我笑了，报了自己的名。我报的同样是绰号。
话音刚落，那边大叫起来："啊呀呀，啊呀呀，你回来啦!你这个家伙，现在在哪？好好好，等着我，我马上就到。"
大瘤以最快的速度，开着摩托车赶来了，快得我不敢相信。
见面，我们互相先给对方一拳头。"你怎么胖了，螬头肉都长出来了。"我说。"你，檫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怎么一点没变。""你变了，官腔十足，发音都带官味。""我会变？呵，"他一斜眼，又一笑："说正经的，怎么样，出去十年，混得怎么样？""越混越差。穷作家，有名无利也无钱。你呢，据说当了党委书记？不觉得是种幽默？""别瞎说，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他扳着手指，"年纪有了，资格有了，人又好，我不当谁当。"
当年，大瘤与我合伙偷过老乡一只鸡，藏在床底下，待到夜深人静，一起跳起来，杀鸡、拔毛、烧锅...... 鸡毛、鸡骨头统统包好、扎紧。第二天一早，装得若无其事，走出几里地外，将"罪赃"销毁在积了水的干渠沟里。
"真想不通，你这「偷鸡分子」如何当上党委书记的。"
笑声中，大瘤打通了汤团的手提。汤团和他老婆正在南京路逛商店。"别逛了，别逛了，叫你老婆先回家，赶快过来，现在就来，哎，知道我现在和谁在一起吗......"
汤团也以最快速度，叫了辆出租，横跨半个上海赶来了。一会儿，三个同一中学出去，又同一个地方同时回城的插兄坐在了一起。
都很好。大瘤的女儿已经十岁，汤团的儿子已上高中；大瘤说他一月能赚一、二万；汤团说，一月赚它四、五万是小意思。
今非昔比了。
那年春节回上海，没钱，大瘤提议逃票。"应该的，应该的，"他扬长音调："你们想想，我们又穷又苦，连个老婆都讨不上，免费坐趟火车还不应该？"结果查票落网，半夜三更，三人被赶下车，交给常州车站专政队。大瘤说，常州人恶，要打人的。"滑脚；一、二、三!"话音一落，六条腿兔子般飞也似地奔逃起来，奔 得小腿抽筋。
我说："今晚我请客，十年不见，老朋友好好聚聚"
"客是要请的，不过不是你请。"
"别以为你是国外回来的......"
结果他们请客，开了间包房，一顿美餐，我们还干起了当年的"勾当"，行酒猜令，大叫大嚷好一阵。痛快。饭后再去夜总会。夜总会里，幽暗光线中，那里轻歌曼舞，这里，我们喝了一瓶又一瓶啤酒。
"好久没这么高兴、这么轻松过了。"我说。
"两样的，两样的，十六岁就在一起，彼此知根知底。说句粗话，一个翘一翘屁股，另一个就知道要放什么屁。"
"现在处事为人不同了，总想伪装些什么。"
"我们在国内也一样。"
"是呀，新朋友不少，但思想、感情许多方面彼此都是封闭的。"
"不是吗，每个人都有几只面孔，我们现在用得最多的只是其中一只。这一只，恰是虚假成份最多的。不是想装，好象约定俗成，四十多岁的人，就该用这只面孔了。很累，也很无聊......"
千金难买。年轻时的友谊最纯，最真，这种友谊，故国难找，异乡客地想要找她更是难于上青天。
"你真他妈的不该出国。"他俩一起说。
八
回到故里，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我打的第一个电话是给我姑妈。打的是传呼。姑妈是我所有认识人中唯一一个没有家用电话的。
电话通了，我的手也抖了。我努力想要控制自己，可努力半天，最终还是搁下了话筒。我对太太说："还是你来打吧。"
我害怕。我怕自己会失控，怕自己流露不该流露的情感，做出一个中年男子不该做的傻事。
姑妈是我父亲的妹妹，和我父亲感情最好。
两年前， 有人回国，我给姑妈捎去一对酒杯。
姑妈回信说："什么时候你们能够回来......但愿你们来时，我能用这杯子和你们干上一杯。"
姑妈老了，八十了。
姑妈曾是我们家族的骄傲，女大学生，工程师，年轻、漂亮、聪明、能干；如今，她的头发白得象雪。
二十多年前，我父亲去世，母亲又不工作。那时我十六岁，恰去农村插队，开始艰苦、漫长、看不到前景的生活。
姑妈对我说："听说如果送点礼，就能上调......我帮你买一块表，你拿去找个合适的人送，试试看......"她觉得，父亲不在了，她得承担起责任。
七五年，姑妈坐车来到蚌埠，我插队所在地临近的城市，她说要跟我去乡下，认识认识当地干部...... 姑妈一生清高，没贿赂过人，没被贿赂过，是个连贿赂的方法与途径都不懂的人......蚌埠一家小餐馆里，她问我想吃什么，为我叫了许多菜，一再催我多吃些......她让她女婿，我的表姐夫，坐火车，转汽车，冒着大雨，踩着泥泞稀烂的路，跌跌撞撞走了二十里，去到我那荒凉偏僻的村庄，为的是看一看茅草泥屋里住着的孤苦零丁的我......担心我的身体，她让我带着她的信，去找她在蚌埠医院当医生的朋友，请她给我做个全身检查，她在信里说，"费用容当日后呈上"......
还有我的堂房伯父和伯母。在他们家充满温暖气氛中，我坐在藤椅上，笑述过农村生活。我告诉他们，那里的一粒盐，就象一粒玻璃弹子大小的石头，混有泥土与杂草；告诉他们，我如何用擀面杖将盐压碎，然后溶化于水，而这样的盐水经常就是我下饭的菜肴。我说得很轻松，很自豪，觉得自己长大了，很了不起......可是，伯父默不作声，坐在一边的伯母，眼圈红了，湿润了，她哭了。
还有。我的小阿姨，那年冬天回城，她把我叫去她家，替我量身，为我做了一条"的确凉"裤子；当时还在劳改农场的我的右派舅舅，替我买过一个旅行袋；我那一辈子只知道念书的大阿姨，望着我瘦削、黝黑的脸，百般无奈地摇头叹息道："你真不该生出来......"
他们中的每个人，不仅给过我温暖，还一次次给过我经济支持。
忘得记吗？这一切。
在姑妈为我一家举办的接风宴席上，她说："真的回来了......我以为这辈子再不会看见你们了...... 我想，你们夫妻俩的家人都出去了，还会回来吗？"
"当然会回来，当然会......"我努力泰然自若地说。我觉得自己的感情脆弱得象塑料袋里装得满满的水，一捅就要迸涌而出。
这一方土地，这一片山水，怎么可能从我们生命中消失？我们可以离得遥远，十万百万里，可以浪迹天涯，寻寻觅觅，痛苦、贫穷，或是灯红酒绿、日日派对、夜夜笙歌，可无论如何，我们也不可能把几十年的记忆抹去，不可能把刻骨铭心的爱与恨都带走。留在那里的东西永远都留在那里了，永远都会使我们眷恋、回顾。
九
对于故国，每个人都有一份特别情感。我的这份情感，被我留在了上海，留在我一直住到离国前一刻的那间屋。我在那出生，在那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
不记得那声婴儿的啼叫了，但是，无论何时，醒里梦里，我都能听到一双肉乎乎的小脚踩着地板，在那屋里跌跌撞撞的声音，看得到一个小小的身影背着书包放学回来，提着锁匙颠起脚来开门的身影。无论何时，无论多么久远，我都能清清楚楚听见那间屋里回荡的母亲的呼唤，见得到她的笑容和伸张开的双臂；我的眼前随时都能出现父亲在那屋里背手踱步的身影，听得到他躺在沙发上瞌睡时的呼噜声。
那间屋里，藏有我欢快的记忆。晚上，母亲早早烧好饭，放在草窝里，待到父亲回来，开始烧菜，然后一家人围坐一起，一边吃饭，一边谈各自的工作、学习情况。热腾腾的菜，热腾腾的蒸气，忘不了的热腾腾的气氛。父母不在时，我和哥哥姐姐曾经大闹天空，躲在大橱里捉迷藏，把父亲的大衣、帽子、斯的克拿出来，把妈妈的头巾、高跟鞋子穿上、戴好......
那间屋里，也留有着我的寂寞。午睡醒来，屋里暗洞洞；外面下着雨，时有汽车开过，压得雨水"吱吱"声响，平添许多凉意。夏日，知了叫成一片，那个小身体躺在铺地凉席上，无聊得发慌，双眼望住墙上的阳光，望住光束中懒懒浮动的尘埃......
那间屋里，我还做过许多"坏事"：我用钢笔在沙发上写字，用针尖去戳热水袋，用火柴去点刚买来的新棉花，我还曾因吵闹不息，被我全家人一起，用我的红领巾绑住我的双手，把我关到门外；而不屈的我，则用绑住的手，找来块大石头，把门砸出了一个个瘪洞......
那是我的屋子，我的家。那屋子连接我生命的源头，连到我的一生，那屋子早已被我看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不管我走到那里，插队安徽，侨居澳洲，她从没离开过我。不可能离开。我甚至清清楚楚记得这间屋里的每个角落，每件家具，家具的颜色、安放的位置。也许我记不清这间屋里的每一条裂痕与墙缝，但我相信，只要走进这间屋，任何一处痕迹的变动，我都能一眼认出。
"那里，就是那里。"远远的，我把儿子、女儿的头拉到窗前："这就是爸爸以前生活的地方；也是爸爸妈妈一起开始生活的地方。"澳洲去中国一路，我已多次对儿女说，要带他们去看爸爸妈妈的故居－－这已成了我回国的一大目的与心愿。
也许因我说多、描绘多了，那条弄堂出现时，一双儿女表现出了应有的反应，瞪大眼睛，争先恐后欢叫，异常兴奋。我感谢他们，真的感谢。我从不强求他们什么，可眼前这地方，却是我一直希望他们对之产生情感的地方。这地方对我神圣，对他们一样；这地方联系我的生命线，也同样联系他们的。自从他们在澳出生那刻起，我就想让他们理解这一遥远的神秘。
去了，那天晚上我们一家都去了。
那间屋的门开着，亮着灯。近前，探头朝里望去，一刹那间，我感到一种楸心的失望：陌生，太陌生了。这已根本不是我记忆中的屋、记忆中的家，里面见不到一样我熟悉的，没有一样能够联系并且诱发出我的情感......我看见的是一位老妈妈，一个陌生的老妈妈，正在水龙头前洗碗......怎么竟会是这陌生老妈妈的？怎么会的？站在这水龙头前的应该是......应该是我的母亲呀......
这已不是我的家，早已不是，我只是在这住了几十年，走了，接着是另一家，也将住上几十年，把记忆刻进地板墙缝中去。我知道得清楚，非常清楚......
"走吧。"我拉起儿女的手说。
"为什么走了？"儿子问："这不是爸爸妈妈以前的家吗？"
"是的，是的。"我弯下身去，对儿子说：
"看没看见刚才那扇门？看没看见门上那个锁？那锁，是当年你爷爷和爸爸我一起装上去的......"
十
在故国的最先日子里，提起电话，我脱口而出的是"Hollo"，挂上时又是"Bye-Bye"；无意中，我嘴中一次又一次滑出的是"OK"；看见便宜的价格，我总是担心，担心别人发现我们是"外来人"而加价一倍；面对恶劣的服务态度，我会忍不住地怒目而视，甚至大吼"你们的经理呢......"他人也好，自己也好，有意也好，无意也好，一切都在提醒我：我不属于这里，我连呼出的二氧化碳都带有澳洲味。
一月下来，我变了。嘴里滑进滑出的英文单词少了；见什么，遇什么，也已既不惊慌，不怨恨，也不高兴喜欢得克制不住。似乎天生就该如此，一切自然而然，合情合理。麻木了？习惯了？还是原来的我－－思想、感情、认识、重新回来了？反正，我觉得我是可以坦坦然然适适应应地就这样过下去的，反正，我觉得我已完全进入了这张图画，这毕竟是张我熟悉得象自己的身体一样的图画 。
但是，时间到了，要走了，得回家了。
有那么一刻，我对自己在澳洲有一个家这件事，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模模糊糊，象做过的一个梦。怎么会在澳洲有个家的？怎么会把家建在澳洲的？我明明属于这里，是这里天生地造的一分子，却怎么，这只归巢的鸟偏要离开自己的窝，越洋过海，去到一个与之没有根本联系的遥远处？
大概因为我一生中去过、居住过的地方太多，想到澳洲的家，想到我家的屋，院，客厅，客厅里的沙发，墙上挂着的画，我有点惶惑，一幅幅显现的画面就象一张张到此一游的纪念照......十年澳洲之旅，如同又一次生命中曾经有过的点缀、一段插曲。不同的是，这次很美，美得朦胧，可以作记忆，作游记，作人到黄昏时聊天的不倦内容。然而，似乎应该仅仅如此。
如果说，当年离开中国，因为恨，因为怨，因为担忧，或者说，因为一种得意，得意自己做成了太多人想做做不成的事，得意眩目万众的天之骄子般的感觉，那么，十年足够了，应该结束了，不是吗......
可是，儿子说："爸爸，我已经很久没上学了。"女儿说"妈妈，我想回家了。"
得走了，必须走了，天也冷了，上海的冬天不适合澳洲出生的孩子。
机场里，验票，查行李，报关，过界，我仍若有所失，东张西望，象把什么撂了。然后是候机室里的等待，再然后是，排着队伍上飞机。
走到机舱前，抬起头，我突然看见一头金发，看见一张亲切可爱的笑脸，笑得灿烂，生动，醉人......一位衣履整洁的漂亮女人正在与我们前面一对澳洲夫妇说话－－他们怎么彼此认识？是邻居、是同事，还是亲戚？怎么这么巧，竟会在这相遇，这里可是中国呀。
"Hollo，How are you......"灿烂的笑脸转向了我。
她在对我说话？对我吗？我糊涂了，我不记得曾经见过这张脸。
"Hi，Little boy and little girl , how's your trip......"笑脸弯了下来，凑近我儿子、女儿。
喔－－天那，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这是澳洲航班，眼前的是机务长，或者机务员，她正在迎接她的客人，正在体现她的澳洲风格......
短短一月，我忘了十年经验，忘了招呼，忘了微笑，忘了人和人之间是可以微笑，应该彼此微笑的。
我真想回过去，拥抱她一下，对她说声谢谢。
据说，国际航班的国界线是划在飞机的舱槛上的。确实有理。进了机舱，就象回到了澳洲，人种，语言，电视中播音员的面孔，熟悉的频道...... 我象个得了临时失臆症的人，醒了，感觉回来了，家的概念实实在在了，那一张张如同到此一游的照片也活了，动了起来......
飞机起飞了，上了天空。
又看见了那片深邃的夜空，湛蓝色的，迷迷蒙蒙，空空荡荡。又看见了机翼上的那盏灯，失去万物的无边无际的天穹中，那灯实在象月亮。
一月假期，一月奔忙，结束了。靠在椅背上，疲劳散发了出来。我开始切切实实地想我家后院里的那片草，一定很长了......想我家的那张床，真想立刻躺上去，手脚摊得开开，舒舒服服睡上一觉......
电视中在说什么？我竖起耳朵，跟着睁开眼，仰靠的身体直了起来。
电视新闻中，正在报导反亚议员韩森的激烈言论，并放出她充满仇恨、敌意、杀气腾腾的脸："选择让谁来澳洲，应该由我们决定；就象我家中请客，我想请谁就请谁......"新闻继续说，"百分之九十的人支持韩森的观点"......
我下意识地朝窗外飞机开来的方向看去，茫茫一片夜色，什么都不见。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象是飘浮在夜空中的一朵云......
我忽然间意识到：我们是一群有家没国的人；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家在这、在那，但我们永远都难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或那个是我们的国家。－－除非我们的下一代。
飞机还在飞行。嗡嗡响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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