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知青朋友们，大家好!
从西双版纳回城30年了，当年青春年少的我们，如今已经是两鬓斑白的中老年。在东风农场生活工作10年的日日夜夜总是时时浮现地眼前，多想与当年的战友们再聚首啊!今天我们终于相聚了，这说明知青情结、情缘的深厚牢固，也再次体现了我们这一代人团结向上、不甘消沉落后、忍辱负重、自强不息的精神。
回顾上山下乡以来的40年，我们历经磨难和坎坷、我们命运艰辛，在逝去太多的同时，我们也收获颇丰，特别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豪情满怀到边疆，艰难困苦建电站
1969年3月26日，我们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怀着对西双版纳“头顶香蕉、脚踩菠萝、手拄甘蔗，掼一跤抓把花生”美丽地方的向往，乘了4、5天的汽车，从昆明到了东风农场11营，莽莽原始森林覆盖的南背龙河畔。出来迎接我们的是景谷、四川和昆明的老知青。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半山坡上一群群身穿黑衣裤、嘴里含着竹根烟斗、光着脑袋、赤着脚、分不清是男是女的拉祜族。他们惊奇地看着这些城市来的娃娃和也许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汽车，胆子稍大点的跑下山来摸摸车灯，甚至是拿草去喂汽车，可是当汽车喇叭一响则被吓得四下逃窜。而多数人则是一脸的茫然。
这就是我们向往的西双版纳!？我们谁也不敢、更不愿相信。经过领导的反复劝说，大家才无奈地下车，住进了老工人为我们建盖的竹巴茅草房。
此后的日子就是学习和劳动。每人发一把锄头、砍刀和一顶草帽，开始了紧张的砍坝、开荒挖地。头几天，每个知青的手都磨出了血泡，大家都是用手帕稍微緾一下，就又投入紧张的劳动了。
两个月后，我被分配到诏河上去3~4公里外的山坡上参加新三连的建设，开始时，挖山平地基，上山砍竹子、打竹巴做墙，砍大树做柱子或梁，每天上班都要背着砖头或是挑着草排从老百姓的水稻田里爬上去(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路)。
新的连队建好后，让我到菜地班当班长。菜地在河的对面，河上晃晃悠悠的竹藤吊桥是我们上工的必经之路。平时，空着手过吊桥都很不容易，挑上大粪桶就只能侧着身子一步一步地挪，一不小心就跌在桥上，轻则臭哄哄的大粪泼你一身，重则连人带桶一起掉下河去。现在想来，真不知道当时的能耐咋个那么大。
1970年，我又被调去参加四连的建设。四连的位置虽然在路边，但必须进山砍竹子木料来建盖房屋，同样辛苦和劳累，我们终于在大批上海知青到来之前把房子盖好，让新战友们有了住处。不久，我担任了司务长，管菜地、伙房、养猪，挑大粪和种菜就成了我的主要工作。如果炊事员或饲养员生病了，我就得顶上。苦和累都不算哪样，最伤脑筋的就是没有菜吃。南瓜、茄子、莲花白说是长年的主菜，但连这些也吃不上的日子是经常的。我们到景洪、思茅买菜就成了常事。有时，营部拉点咸菜来还要各个连队分。没有菜，想吃菜，有点菜又想油。那时每人每月0.3两油，菜没有油水，吃得人眼发花、腿发软，猪也长不胖，跑起来比人还快。
11营是大勐龙的夹皮沟，其环境的恶劣、条件的艰苦，在坝子里的人们是体会不到的。电站到小街11公里全是坑坑洼洼的山路，进出都是靠拖拉机。一旦拖拉机开不了，那么吃粮都得到小街背，我就到小街背过几次。我们背米时把长裤脚边扎起来，装上米后再把腰扎紧，就扛着走进去。说来大家可能不会相信，我在农场10多年里，只去过3次大勐龙。一次是去开会，去时坐拖拉机，回来走路，走到深夜3、4点钟才到连队。有两次是去参加全团的球赛。感觉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出门难，在11营也不易。最惊心动魄的是山洪爆发。我经历了几次，房子被冲倒，人畜被淹埋。所以，每当下大雨，我们就提心吊胆。
二、生死几重炼意志，柔弱女生挑重担
11营的4个连队都担负着繁重的施工任务。我们四连住在二连对面半坡上的临时工棚里，每天早出晚归干的都是打石头、抬石头的活。工作劳累，生活艰苦，我这个司务长也没有办法。连长蒋世树为了让大家有点营养，叫我到曼崩寨子买牛。他说小路近，叫我走小路。我按他的指点进了山，越走越觉得不对头。脚下是软绵绵的树叶，飞机草长得非常茂密，使劲儿扒拉才依稀看见像路。转来转去我迷路了，碰到打猎的老乡才把我带到寨子里。找到队长，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卖。我只有找大路回工地，由于累、饿、急，什么时候昏倒了也不知道。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营部卫生所，当时，头晕难受，感觉前胸和后背粘黏粘黏的，一摸是血，赶紧脱开衣服，才发现还有几条蚂蝗叮在身上。这次经历，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庆幸，还好当年盯咬我的只是蚂蝗而不是毒蛇，否则我就没有机会和大家相聚在这里了。
还有一件我终身难忘的事要说给大家听。1974年6月的一天晚上，开完大会后，我在外间织毛衣，一岁多的孩子睡在里间的床上。突然传来一阵唰唰的响声，我还以为是我丈夫徐兴从外线班回来了，随口问了声是哪个的车送你回来的？没有听见回答，我便抬起头来，只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花蛇正往我家爬，我吓得大叫。惊动了周围的人们，上海知青刘进义提着砍刀冲过来，另外好几个知青也闻声赶来。人多声势大，蛇径直往里间爬。里间可是睡着我的不满周岁的儿子啊!此时，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嘴里狂叫儿子的名字“小昆、小昆”，同时迅速地扑进里间，抱起孩子就往外跑。知青们又砍又打，蛇却不见了。大家不放心，又仔细地寻找，终于在外面找到了，七手八脚地把它打死，我才看清楚是一条1.2米长、有剧毒的银环蛇。
我还要说一下那个吊桥。1970年的一天，三连的人到营部开会，正在过桥时，它突然断了，走在桥上的人全部都掉到湍急的河水里，幸运的抓着树枝或者扳着大石头上来，有的被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才爬上来。不幸的是3 名上海知青在一连转弯处的沙滩上找到时已经死了……那都是些非常年轻的生命啊!我们都接受不了知青被淹死的现实，有一天，北京知青张凤琴对我说：“我梦到周信芳了，她说，你挤进去点，我跟你睡，我太冷了。”3天后，徐达金在河湾里看到一堆树叉间漂着黑色的东西，很象人的头发。于是几个人游过去，砍开树枝把人拖出来，这人正是周信芳。教导员李洪福看见我就行喊：“司务长，快找几床席子来垫上”。那时那里有席子，我赶紧砍了些飞机草铺在地上。抬上来的人全身发胀，面目全非。吓得我捂着脸就往回跑，难过、害怕、恐惧和恶心，各种感受一齐涌上心头……
由于物资的匮乏，我们的生活异常艰苦，连队里出现了偷鸡摸狗的现象。在一个开大会的晚上，我叫李德安帮我拉包谷到营部去打成面喂猪。第二天早上我找车拉包谷面回连队时，武尚光叫我拉着口棺材回去。我吃惊地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连队昨晚打死人了，是上海知青蔡国青。”我万分地痛苦和惋惜，既为死者，也为活着的人。这个事件影响太大太坏，当时的营长、连队指导员、副连长及打人者李本强都被判了刑。
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一个女生当司务长，困难是可想而知的。菜地里种不菜，大家只能米汤下饭。我每天拿着口袋到处去找，木薯、木瓜、芭蕉花等等，都是我的目标，找到什么就吃什么。一天，我刚从一连菜地里挖了袋红薯，扛到坝头给打石头的生产班做菜。我通知他们收工时先去抬柴禾，然后再来吃饭。大家都去了，只有北京知青小四子(李清林)不但不去抬，反而自己到伙房拿红薯吃。我生气极了，一下把他的饭盒抢了丢到河边。他也急红了眼，抓着我的头发，两人扭打起来。对面的武尚光跑过来把他拖到一边。我委屈到了极点，一个女生，经常要扛装100公斤大米的麻袋，每天这么辛苦，还要受这些乌七八糟的窝囊气，我坚决不干司务长了，而且坚决要求调连队。于是我被调到了工程连。
在农场，做任何工作都不轻松，即使是女生，也没有更多特殊可言。我在工程连当副排长，每天和男生一样，要么上山砍大树，断成段，要么平场地、架马架、吊线，然后拉大锯，解板子，供电站前池和机坑使用。有一次突击任务，我和袁翠礼排长一组，我正在例假期，肚子疼得直不起腰，但始终没有休息，因为要求是“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自己是副排长，要起带头作用。那时，我几乎都是白天在山上挥汗如雨，晚上在油灯下学习，写学习体会和批判文章。
三、农场已是我的家，结婚生子把根扎
1971年12月3日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团领导来11营召开电站建成的庆祝大会；我和1961年从昆明第四中学毕业到东风农场，当时在营部搞测量的徐兴结婚。
庆祝大会后，大家来贺喜、吃喜糖。我们的婚礼很简单，虽然是尽量准备，也没有多少糖，不过花生和甘蔗倒是随便吃。我们收到的礼物也很有时代特色，都是毛主席语录和著作，还有几套马、恩、列、斯全集。这在当时虽然普通，但却是同学和战友们的朴素情感和真诚祝福。
结婚，说明我们下定了在边疆干一辈子革命、建设好农场这个大家庭的决心。我的两个孩子都是生在农场（1973年生老大，1977生老二），可以说是生根了。
工作之余，我们自己养了鸡、种了菜。小家庭的生活要比知青们好一些。我丈夫徐兴为人好，来找他玩的老同志和小知青都比较多。我们家也就成了大家的聚会点。休息时，一起包点饺子、杀只鸡，大家玩得很高兴。有一次，几个昆明知青突然来玩，家里什么好吃的也没有，徐兴赶忙到小卖部买了几个罐头，把自留地里还没长大的菠菜全部拔来，煮做一锅，大伙吃得相当开心。
结婚后，我更希望快些把农场建设好，我要为农场建设多出力。
1972年1月，11营突击线路架设。2月，3号机组发电，420千伏安变压器投入运行。我被分配到厂房，当上了责任重大的运行工。东风电站3台机组滿载荷运转是960千瓦，当年在大勐龙真是大电站。按当时的说法，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每个运行工都发了步枪，武装班发的是机枪，上下班都背着，感觉是既神气又紧张，也出过些问题。有一天我正在吃早点，突然听到一声枪响，我立即冲出门，只见李树华背着一个人往卫生室跑。原来是武装班的交接班时，枪走火打着人了。又一个知青不幸地离我们而去！
一般人可能会认为在厂房里工作比在连队搞生产轻松，其实不然。当时，3台机组、高压柜、低压盘，维修班全部都挤在厂房里，机器的噪声之大，讲话要大声吼叫加手势，别人才能明白意思。并且开机、关机、并机等作业都是手动操作，还要经常爬到前池捞渣。捞渣时，力气小的根本捞不动，一不小心还会掉到池里。总之，每天工作下来都是腰酸背疼的。尽管如此，还要参加义务劳动，盖房子。电站的几幢红砖房都是我们义务劳动建盖成的。遇到开荒、农作物种、管、收的节令，我们也要完成相应的生产任务。当时的口号是“活着干，死了算！”“多收一粒花生，就多一颗射向帝、修、反的子弹”。更为要紧的是为了学大寨，每个运行工都承担了开挖大寨梯田的任务。每天下班后，我们都顾上不休息，扛着锄头就往山上奔，经常是挖不了多会儿，扶着锄头把就打起瞌睡了。
就是这样，我们在发电供给农场和大勐龙坝子村寨使用的同时，还种短期作物、把部份原始森林开垦为橡胶园，为建设祖国的第二个橡胶基地做出了贡献。
1979年，知青们按政策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乡，同样是知青的我和徐兴也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家乡昆明，重新开始了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
……
10年的知青生涯，我都是在东风农场电站建设中度过的。南背龙河畔的蹉跎岁月，犹如一杯酽茶，更似一壶烈酒，每呷一口都令我回味无穷；它又好似一场绚丽的梦，有浓重的阴霾，更有灿烂的阳光。
人生最美好的10年献给了东风农场、献给了东风电站，我有怨无悔，而且更多的是幸福、深情的回忆。
回首往昔，我总会在心底说：滚滚东流的南背龙河，你是我可爱的第二故乡的大动脉，你肩负了为大勐龙坝子发电、供电的重任，你更是我贡献青春力量的见证：我们的金色年华和青春岁月融进了你日夜不息的波浪、你曾经让我们饱尝酸甜苦辣、也给了我们真挚的情和爱，你甚至还永远地把9名知青战友揽在怀中，使他们在你的波涛中永远年轻。想起你，我会更加坚强、更加珍视今天，更加热爱生活。不论何时，我都衷心地祝福你、祝福你流经的东风农场兴旺发达、祝福农场的亲人们幸福安康！
2009年3月2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