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日的那天晚上，家人们见我默默无语，也已经猜到我此刻的心境。我独自不开灯的坐在房间里，我在计算 40 年前这个时间段的火车大概开到哪里了。西站、南翔、嘉兴、杭州、上饶、萍乡、衡阳、桂林……。
我也在回忆当时的心情除了孤独还有木然和茫然，记得那时第一次远离了家乡、亲人，那种心情至今都无法回忆起来。
近十天后，我们到达了那个穷乡僻壤。也许，我当时也认为将在这里度过了一生。
四十年后，当我回忆起第一眼看到了云南连队的情形的时候，至今想想都有点心悸。
那晚儿子非常懂事的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因为他也有从小离开父母的经历，但是境况却完全不同。
由于高考时的过于自信，仅仅几分之差第一自愿的高校与他擦肩而过，痛苦之后他只有无奈的选择了到外地大学，尽管我们为了给他以希望，而为他办好了到国外上学的准备（要到国外上学必须在国内上完一年的本科）。送他到学校报到的第二天早上，我告诉他要到机场去了，为了我们共同的心情，我不要他送我出宿舍。我关上了宿舍的门要他把昨晚换下 T 恤洗了，出门后我回头看了几次，我既想又怕他追出来看我，当时我记得我站在大门口许久，又悄悄的爬上楼梯（那是六层楼），在儿子的宿舍门上的玻璃框上看看他，他背对着门，慢慢的用手搓洗，看的出他在静静的哭。此刻的我，只有黯然失色了。在回沪的飞机上我流泪了，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那离开上海的火车上的心情，我真的为他担心，想想也是的，我的母亲为了我到云南后的自杀……。
当然，他们这一代人比起我们来讲真的太幸运，有更多的选择。不向我们那个时候， 69 届初中毕业生，没有选择只有‘一片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为了向‘七 . 一'献礼，在上海的高中、初中的 68 、 69 届毕业生，必须在 6 月底离开上海，所以把我在‘干校'的父亲请了回来，工宣队、街道知青办和父亲公司的党委，在我家办了三天的所谓家庭学习班，终于，把我这个老大难解决了。至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父亲与我的谈话：（那时没有权利对话）
父亲：你应该为了我可以‘解放'而说服你的母亲吗？（如果能够说服我到下乡的话，他可以在那一年结合进革委会当副主任）
我：可以走，我自己不想赖在上海，只是母亲的身体和她的想法，我没有办法。
父亲：你可以骗骗她和哄哄她。
我：不语。
父亲：我会在经济上照顾你的。
我：我与妈妈说说。
那晚我没有睡着觉，我知道现在是我必须答应父亲的时候了，是将离开家乡与亲人的时候了。我没有了选择，为了父亲我只有服从。
在离开上海的前一晚上，母亲一直在流着泪为我整理着衣物，拉开看看、又包扎好，反复着、担心着，我就在这样的关爱中，熬到了天亮。
那时我并不知道，母爱的伟大和朴实，我更不会知道，母亲一直在心痛着我的离开，也不知怎么会认为那是父亲为了自己的所谓“前途”而要求儿子离开城市走到边疆。后果是严重的，天天的吵架，夜夜以泪洗面，而导致早逝。每每想到这里，我仍然会泪流满面。所以，与父亲的隔阂，几十年后才逐渐慢慢的弥合。也许那时的社会环境，造就了父亲的想法，当我有了家庭和孩子后，我才慢慢的释然，记得第一时间我把想法告诉父亲时，看得出他眼眶内的模糊。
由于有了我自己的经历，所以也为儿子提前规划好他的未来。正因为太为他的将来过多的考虑，在高中的那一段时间里，“青春的叛逆期”曾使我头痛不已，也许，我们过多的想把我们年轻时的梦想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实现与得到寄托。
我们的父辈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会去顾及我们当时的感受。
我们的现在为了寄托我们的理想，而不去顾及儿女这时的反感。
这才是一代人的代沟。我们真的错了。
201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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