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22日下午，我利用双休日在场庆办起草原北京知青邓维嘉一行来东风农场向博物馆捐赠红卫兵旗帜的文稿时，两位自称是《广州日报》记者的男青年走进了我在农场机关的临时办公室。他们说：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报社组织专人，兵分几路赴北大荒、内蒙古、西双版纳、海南岛、河南和江西共青城采访、重走知青路，探寻当年知青的生活与情感历程。在12月21日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之际将采访知青的真实故事，真实情感在《广州日报》上作专题报道，他俩是专程来西双版纳采访的。在查阅了他们的记者证后得知，组长名叫刘旦，江西人，1995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现任《广州日报》记者、新闻中心副主任；另一位叫李钢，是1979年出生的上海人，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广州日报》记者。在验明真身后，我立即与农场宣传科长刁晓明联系。次日他们得到了东风农场的支持和接待，采访了首批赴滇的北京“五十五”名知青之一的邓维嘉，我和原三分场上海知青郭善祥并在我们的陪同下祭扫了东风农场的知青墓。

　　　在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日子里，《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的出版，非常有意义。这是几位青年人的心血和情感之作。从年龄而言，他们并没有经历过知青的岁月，风雨知青路上的知青是他们的父辈，怀着对他们父辈经历的情感和对那段历史探究的责任，他们重走了知青当年走过的路，奔赴内蒙、云南、海南、河南、江西共青城，还有我当年曾经插过队的北大荒。他们尽可能走更多的地方，采访到更多的知青，特别是采访还留在当地的老知青。所有他们的努力和心血乃至情感，都留在这本书中。它让我不仅重新看到当年我们这一代人走过的崎岖脚印，也看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情感、思想和期待。

　　在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周年的日子里读这本书，历史的那种沧桑感、青春萋萋荒草的气息，依然萦绕心头。都说经历就是财富，这话没错，关键是这样浸透着一代青春滋味的经历，到底结晶成了什么形态和什么意义的财富，让我们——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人，不止于成为历史的标本，或仅仅为发黄的老照片，而能够富于鲜活的生命，呈现在历史，也呈现在今天的面前？

　　每一代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青春，当青春远逝的时候，能够重新走回青春，触动青春，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真正重新走回和触动自己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的青春，需要毫不遮掩的回忆和审视，而这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回忆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容易成为一把筛子，筛掉一些现在不愿意再看到的，或筛掉一些被时光遗忘掉的，而这一切可能恰恰是最需要我们垂下头来审视的地方。记忆在证明着你自己的历史身份的同时，无形中泄露你的立场、情感和内心的一些秘密。

　　我以为，面对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首先要做的事情，也应该是这本《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要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四十年的历史，才能够变得清晰一些，也能够变得有意义一些。

　　粗略回忆一下，这一代人告别校园，步入社会，经历的这整整四个十年，第一个十年属于青春，是天真幼稚的青春，却也是激情昂扬的青春，有足够的资本肆意挥霍，我们天真地以为革命的理想就要实现，心中鼓胀着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云激的激情，甚至在我们试举中妄想“要把革命的红旗插上克里姆林宫和白宫的顶端”。只是革命的激情并没有让我们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相反却让我们告别了父母，上山下乡到全国各地。该上大学的年龄，在读乡村大学；该恋爱的时候，没有公园的花前月下，只有荒野里的冷风和老狼；该结婚成家的年龄，还在到处漂泊，让青春蹉跎，岁月流逝在回家探亲的往返路上。

　　第二个十年属于迷茫，除了幸运的如我一样赶上了恢复高考制度考上大学的幸运儿，更多的人是蒲公英一般迷途而不知其返的漂泊无根，携妻带子蜗牛一样驮着家，从曾经是广阔天地的农村先后重新回到陌生的城市，却已经是流年暗换往来人，老眼厌看南北路，要和比自己小十岁的新一代年轻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了新一轮的生存竞争。

　　第三个十年大概是最为苦涩的十年，在商业时代的巨大转折和动荡中，这一代人大多是在这十年中养大了他们的下一代，又陆续送走了他们的上一代，一根扁担肩挑着承上启下的两头，在历史和人生关键时刻完成了他们的宿命般的命运，因为在这个十年里，我们这一代人中大多数人，在他们的孩子还在上学他们的父母养老送终的时候，变革的生活需要有人以“下岗”作为代价，历史便再一次无情地选择了这些人作为牺牲。幸运永远和他们隔窗相望，但是，我要说，前三个十年中的任何一个十年，都无法和第四个十年相比，因为这个十年，这一代人开始相继到了退休之年，步入老年。落日心犹壮也好，只是近黄昏也罢，一代知青，真的已经走到了尾声，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在这个十年中，这一代人经历了共和国在向现代化进程中深化改革而充满矛盾、动荡、艰苦的成长日子，在这样的成长中，无情的现实摧毁了这一代人曾经拥有的、知道的、相信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中有不少是他们曾经赖以生活并值得骄傲的。
哪一代人赶得上他们?对比上一代，他们没有老本可吃，他们的身上也有在上山下乡劳动时候留下的伤疤，但从来当不成奖章。当然，他们更无法同下一代相比，因为青春本身就是最大的财富，新的一代已经强有力地横在他们的面前，取代了他们社会中心的位置，他们被无情地抛在社会的一隅，他们还剩下了什么?他们没有了青春，没有钱没有房没有地位，却是上有老下有小，一根生活的扁担艰辛地挑着这样一老一少的两头。他们在讲究出身的年月，背负着档案袋里出身这张沉重的纸；他们在讲究文凭的年代，背负着是没有文凭这张沉重的纸，这两张纸足以把他们的身心压弯。

　　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始终有一种悲剧的意识和色彩。无论过去的年代，他们处于悲剧的中心，还是如今他们已经处在悲剧的边缘，他们始终是在抗命，不是命运在拨弄着他们，就是他们不屈服于命运。无论他们是悲剧的参与者，还是悲剧的扮演者，或是悲剧的牺牲者，命运残酷地折磨着他们、摧残着他们，却无法让他们屈从而低头认命。在那场现在评说存在着是是非非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悲剧也好，闹剧也好，牺牲了我们一代人的青春也罢，青春无悔也罢，他们都不在意，也不在乎，他们看重的一代人性格顽强的塑造和精神执着的抵达。

　　于是，他们吃苦而不诉苦，他们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他门以对历史善意而通达的理解，以对理想忠诚而坚毅的投入，以对下一代宽容而信任的期望，以对新生活艰辛而痛苦的自我消化，支撑着我们共和国的大厦，和共和国同命运，同行进。在上下两代人之间，他们承上启下，是一座独具力量和弹性的桥梁。在新的历史的转折期，他们以自己的牺牲和努力，显示着这一代人独特的生命价值、道德力量和情感谱线。在我们国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拨乱反正最后进入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的动荡与发展中，他们以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与实践，镌刻进共和国前进的年轮里。在我们国家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厂矿机关的许多岗位上，这一代人都起到并承担着栋梁的重要位置与作用。

　　如果说财富，大概这就是这一代人也是我们共和国独特的财富吧？

　　当然，我知道，代际的更迭，时间的流逝，都异常迅速，鱼鸟各飞沉，青山无古今，必须正视这样严峻甚至残酷的现实，那就是知青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名词，需要有心人善良去抚摸，才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

　　现在，我高兴的看到，《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这本书出现了，一批年轻人，以善感和敏感的心去抚摸这段尘封的历史，才让我感受到它的温度。

　　应该看到，作为历史中绝无仅有的特殊一代，知青的经历，知青的痛苦，知情的反思，对于下一代并非没有意义。他们是下一代的营养，更是下一代不可逃脱的影子，迷离闪烁在下一代前行的道路上和性格的基因里。我坚信，迟早年轻的一代会为这一代感动，而是能够稍稍叹口气，然后感慨道:是的，不是这样的，他们和他们经历的那段历史，值得研究，值得尊重。

　　《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的作者和编者们，做的就是这样记录、探索和研究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2009年8月24于北京

　　（肖复兴，北京人，当代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曾到北大荒插队6年，当过大中小学教师10年，现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

　　再次读罢《知青40年:总得说的故事》书稿，一种释然的情愫油然而生。对于“80后”甚至我们这一代，书中故事的内容也许显得遥远，但40年前知青们上山下乡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青春肆意澎湃的年代，作为即将过去的历史却永远凝固在青春的河里，任凭时光的冲刷和洗涤。

　　在我还是孩提的时候就常听父母说起，在家乡村的那一头住着一群上海知青，“上海阿拉”那些日子正忙着回上海，村子里的老老少少们开始由经常取笑“阿拉”们不那么懂得种地，到不经意流露出依依不舍的情感。那时的知青印象，是一群稚气未脱的上海城市青年到边远的大山里转悠一圈便打道回府的时代宠儿。生活在那个历史“节点”的知青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他们无私、无畏、无怨。

　　2007年春夏之交，受所服务的单位派遣我远足德国，进行为期较长时间的修学之旅。在一个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的礼拜天，在德国一个不足千人的小镇的一家名为“青岛饭店”的中餐厅里，我与一位曾经的上海知青有过这样的对话:“你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吧？”答:“对，我来自中国广州。”问:“广州到韶关远吗？”答:“不远，不到200公里。你知道韶关？”“我曾经在离韶关不远的地方上山下乡过。”问:“哪里？”答:“江西省信丰县。”呀，这正是生我养我的故乡！他乡遇故知，我们越攀越亲，直到这位上海知青真诚地委托我回国后到安西乡崇墩村寻找当年用韭菜汁救活因患痢疾濒临死亡的他的一位郭姓老师。临走时，这位如今已经移民德国并娶了德国老婆的“上海阿拉”双手抱拳谆谆嘱托:“拜托！拜托！”此时的知青印象是曾面对苦难，承受苦难，并逆难而行，最终获得新生。

　　近三十多年后，在遥远的欧罗巴一个偏僻小镇，故乡小山村孩提时代的知青印象在这里得以交汇，并迅速升腾出探寻知青运动真实历史轨迹的冲动。此后的两年里，我不断搜索、积累、探寻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视角、各文本史料。史料积累得越多，对知青运动中发生的点滴故事就知道得越多，而对这场运动的理解就越发迷惘，探求的欲望就更加强烈。

　　2008年国庆前，在一次与同事们谈新闻选题时，大家七嘴八舌:“年初的冰雪灾害”“512汶川特大地震”“刚刚完美谢幕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俱往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今年是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脑海里如一道闪电迅速掠过，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诸多情结窜上心头。新闻价值本身，有！历史厚重度，有！社会关注度，有！

　　我随即要求同事文远竹在两天内拿出初步新闻策划方案。方案形成后，即请示报社高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广州日报社社长戴玉庆，广州日报社总编辑李婉芬、副总编辑黄卓坚对此重视有加，大开绿灯，点拨谋划。

　　国庆后的一个晴朗早晨，文远竹、李栋的北大荒采访组出发了。如同接力一般，刘晓星、张丹羊的内蒙古组出发了；林霞虹、罗桦林的河南广阔天地乡组出发了；练情情、刘艳的江西共青城组和王鹤、陆建銮的海南岛组也相继出发；到11月底，我和李钢的云南西双版纳组的胜利归来，北至北大荒广阔原野南到海南岛郁葱的橡胶林，跨越祖国大江南北行程数万公里重走知青路的采访完美结束。作为新闻报道，《广州日报》在12月下旬连续以整版的大篇幅推出，社会反响强烈——叫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不解者有之，更多的恐怕要数沉思者了。

　　见报篇幅太小，不过瘾。尽管报纸已经堪称此无前例地大篇幅报道，但薄薄的新闻纸岂能承载风雨知青40年的厚重历史？出书成为所有采写记者的共同愿望。事实上，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就曾不断接到来自各采访小组的电话，反映“东西太多”“内容太精彩了”“能不能延迟几天回来”的报告，我当时即要求“尽可能多地采写所有精彩的故事片段”“把能装进‘篮子的菜’都采摘回来”。这为日后书稿的出笼本书的最终面世埋下来了伏笔。

　　又是数次的碰头、商议，定思路、定角度、定风格……不到半个月，17万字外加数百张新老照片的书稿已然摆在了我的案头。我的朋友庄席福、李珏两位先生在获知我有意将关于知青的故事集结出版后，给予热情鼓励并为此出谋划策。最先计划是在一家美术出版社出版，大概是出版社本身的性质使然，被要求将出版的文字压缩在8—10万字，“配以更多的图片”。这无异于要求将一半的文字砍掉，我于心何忍？！事情就此搁置。在一次北京同学的聚会中，学苑出版社的李耕女士推荐、将书稿给了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萧宿荣总编辑。在萧总编辑的大力支持下，出版步伐快马加鞭，一路顺畅。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正在被现代多元文化解构，但在民族复兴之路上我们还将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艰难，承受更多的苦难。而勇敢地面对苦难，真诚地承受苦难，逆难而行，无私无畏无怨，在逆境中获得新生，正是知青一代不可磨灭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肉身流放后所获得的精神救赎，而这正是我们民族崛起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有感于知青运动中一系列感天动地的人伦情感故事，有思于这场运动中诸多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纠葛，我们成就了本书。

　　是为后记。

　　　　　　　　　　　　　　　　　　　刘旦　2009年9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