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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段感情历程
郑雅琴
我们是第一批下乡插队落户的，对于我们的下乡，当时有许多传说，其中之一就是说男女同学都配好对，以后就真能生根开花结果了。可是我们一个小组都是同班同学，清一色的女生，外加小琪的弟弟小力，他当时只有15岁，还是一个小男孩呢。
我们17、8岁，那时的我们可不像现在的少男少女们那样早熟、开放。我们在学校上课时男女生同桌，就划三八线为界，互相不得超越。下课更是“男女受授不亲”，相互之间不交流，不来往。但17、8岁毕竟是人生的花季，心里总会有些慕名的骚动。我不知其他同学怎样想，反正我那时对看过的一些书，比方“三家巷”、“苦斗”，对那些男女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搞得十分清楚，并且非常关心他们之间的最后结果。
我在家里不得宠，母亲常常对我恶语相加。在缺乏亲情的境状下，到了17、8岁时，我就有了一种朦朦胧胧的感情渴望。
16岁时，我逃出家门，挤上大串联的列车，认识了复旦大学的一帮男生。随他们到了武汉，又到北京。一个多月的相处，因为他们的博学，因为他们的豪情，因为他们的诙谐，我对他们产生了由衷的崇拜。而且在心里暗暗想，我以后要嫁就嫁一个大学生。
他们先我分配，不少人到了外地。我下乡后，他们常给我来信。沈君分到了北方某沿海城市当了一名码头吊车司机。我几乎每星期都能收到他的信。他字体遒劲，文笔优美，在信中常常传递他对我的关切。隔一段时间，他就给我附上足够我写信的邮票，不时还有书籍资料邮来。到冬天，同学们都回家探亲我留守乡下时，他还给我寄来御寒的鞋袜和糖果。这一切，都温暖了我因缺乏亲情而冷却的心，使我对他产生了依恋之情。年岁也大了，感情需要一个明确的寄托了。23岁那年冬天，我去上海与沈君见面，因为害羞我不知如何启齿表明我的感情，只是心里不安。他肯定也看出了我的焦躁，但他也经常把话题拉开，或者沉默不语。一直到我要返乡下了，他来送我，在我即将上火车的一刻，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表明了我的心迹。沈君紧紧握着我的手，良久不言语，汽笛一遍遍拉响，我上了火车。在火车即将开动时，他对我说，我会写信告诉你一切的。我心时想，他和我一样害羞，不能亲口对我说。
我在乡下怀着喜悦的激动等着信，终于来了，厚厚的。这封信从16岁相识，已经六、七年了。此间虽然书信不断，但承载着我一生的感情寄托，我真怕会欣喜得不能自制。终于拆开信，这封信字迹潦草，映入眼帘的第一句话就是“请原谅我”......我一下子如堕入深渊。沈君在信里告诉我，几年码头工人生活，已经磨平了他的锐气，也磨平了他诗一般浪漫的感情。他确实很认真考虑过我们之间的感情归宿，但他已无法承受毫无希望的长期甚至一辈子的两地分居。因为在码头工人中这种情况太多了，他不得不现实地埋葬这一段感情。这他在一年前就已以决定了，一直没对我表露，是怕伤害我......。但最终的伤害终是不可避免的。我不吃不喝睡倒在乡下冰冷的屋子里。我是为了独自享受感情的秘密而先我的同伴回乡的。两天后，我擦干眼泪走出屋子，老乡们都不知我已回来几天了。我给沈君写信，告诉他，我不恨他。在给他的信笺上，我自欺欺人的写下我的“豪言”：似水柔情何足道，堂堂铁打是英雄。几天以后，同伴们陆续返乡下，他们谁也不知道，我在这几天里所经历的感情煎熬。我深深的埋葬了这一段令我肝肠寸断的感情，埋葬了我的刻骨铭心的初恋。
和我的伙伴们的正统矜持相反，我比较热情率真。在乡下，我和男知青们交往比较多，除了上海的，还有蚌埠的，蒙城的。因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令了，有的交往就比较快的带了一种微妙的目的，一到这种状况，我就果断的断绝这种关系的发展。
直到一年后，我的一个在上海的女友，她把她哥哥的一个同学介绍给我。他从北京某大学毕业，分配在一个小岛上。女友从地图上指给我看这个四面环水的小岛，我一看了之，后来我就收到了从海岛的来信。通信半年后，我们在上海见面。初见之下，只见他衣冠不整，皮肤被海风吹得比我们在乡下还要黑，一点没有我原来交往的大学生的儒雅风度。但他从旧提包里带给我一本旧旧的“资治通鉴”。第二次见面，他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给我讲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然后他就标榜自己是“一代新人”，没有任何陈规旧习。我因为当时身处的环境而深为感动。以后他又未及通知我，闪电般的出现在我们乡下的茅屋里，以他的真诚、善良，博得老乡们和伙伴们的好评。两年以后，我多次招工招生未就，因家里对我的逼迫（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香港人，当时我认为我不可能在另一种社会制度下生活），和乡下受到公社某干部的骚扰，而他不计较我一辈子扎根农村务农，于是我决定结婚，跟他远走小岛......。
现在，我们的女儿已经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也到了谈恋爱的时候。她时常问起我，当年我们怎样谈朋友，论婚嫁的。我不知儿女辈们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情感历程中的酸甜苦辣，是否能够理解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深深的历史烙印。
（本文作者：1969年插队岳坊公社，现在上海紫华进出口公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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