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淮北平原上第一个女拖拉机手

张　宁

　　1969年1月11日，我们在大风雪中初谒了蒙城。随后，挟风裹雪70里，进入三义区郭集公社李寨大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称它为第二故乡。

　　插队李寨的上海知青有20多人，散居于4个生产队。我们大何东5女1男，彼此通报了名姓后，就成了一户人家，是那种“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的知青户。一个月后，在我们粗陋的临时居室——二间改造过了的牛棚里，我度过了16岁的生日。当时的这个年龄段里的知青，已经对多蹇的家事国事颇负担当了。

　　按照当时的理解，插队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过程，于是我们很虔诚地进入这个过程。又由于这个过程事实上是我们开始自食其力的过程，于是我们也很努力地学习劳动技能。冬去冬来，我们和老乡成了自家人，衣食起居亦颇似老乡了。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担水烧锅，开园种菜，淘粮磨面，习惯了五谷杂粮和煤油灯下的就餐就读。出工时，我们卖力地干活，什么活都干：耪地、担粪、间苗、栽红芋、刨红芋、割豆割麦、摘棉花、掰玉米、砍秫秫。在牲畜不济时，我们也曾以身代畜与老乡一起拽过轰隆隆载重的大车，一里、二里的往返。记忆中，好像还和男劳力们一块挑过河修过路。很快地，我们由照顾性地拿工分变为名符其实地挣工分了。一天满挣10个工分。第一个年终分配时，我们分得了粮，也分得了钱。当我拿到劳动所得亲手所挣的40元钱时，真感到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业，是大人了!

　　大约是1970年春吧，蒙城县作为机构化重点县，各个公社都组建了拖拉机站。某日，我意外地接到了赴县受训的通知。拿到了驾驶执照后，我成了公社拖拉机站的一名女机手。后来，人们又给了我“淮北平原上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的称誉。这个称誉曾经多么的光荣、亮丽和灿烂啊。然而，生活中“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更多面临的还是那实实在在的艰辛。回想起来，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记得一次冬夜里出车，给公社食品站往蚌埠运猪，来回几百里路。因为出夜车，因此同往两位驾驶员。冬夜里寒风刺骨，我们身无遮挡又没有工作大衣保暖，冻得实在撑不住了，就轮流爬到车斗的猪堆里取暖。印象中，猪身上好暖和呀。然而那些猪却拒绝人的压迫，时时抽身逃开去，于是我只好在网子上爬来撵去，努力地和猪们挤在一起。那时，完全忘了脏，忘记了害怕……。事实上，这种寒行暑往，风吹雨淋，劳顿不安的情状，几乎每存于我们出车的日日夜夜。此外，驾车跑长途，还时时伴有突如其来的风险和意外之祸。一个极其寒冷的清晨，我驱车路过龙亢(蚌蒙公路途中)，当下车转身时，被一辆飞速而过的大卡车撞倒了。同伴和老乡将我送到龙亢兵团医院时，我清醒地看到了肇事司机那一张蜡样苍白的脸，他吓坏了，他认出了我是个女知青……。而我则真真实实体验到了突然的死是怎么回事。经蒙城县知青办领导的关心，我住了院，骨折的右腿打上了厚厚长长的石膏，这腿伤一直陪伴着我……。

　　女机手的艰辛，还有相当独特的方面，这就是置身清一色男机手中，需要努力赢得他们的尊重、友善和真心的认同。此外，需要面对因性别之差、起居条件之陋所带来的生活起居上无法言说的种种困窘和无奈。好在那是一个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至上的年代，咬咬牙一切就挺住了。1971年党的生日前，我在机站入了党。那一年，我18岁。令人高兴的是，1972年机站就拥有了一批女机手，有上海知青葛莹、胡曼平、江桂芬和蚌埠知青王金枝，她们都是好样的。

　　在蒙城插队，我们献上了自己最好的时光，我们流汗也曾流血，有的战友把生命献给了这块土地。李寨的周顺天，多么优秀的一个上海人啊。他和陈熙华、李秀英、潘明毅首创了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的“土广播”。这“土广播”的传播，不仅实现着蒙城知青这一文化群体的价值，更是对当时甚为贫乏的农村文化的一种建树。“土广播”会载入蒙城的知青史的，但我们也要记住周顺天——他故去于蒙城棉纺厂一个工人的岗位上，正当最好的年华里。

(本文作者：1969年1月插队郭集公社，现在阜阳师范学院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