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思考

　　1969年元月，我们启程离沪奔赴淮北蒙城插队落户。今年元月是它在三十年纪念。同时，结束插队生活返沪也到了二十周年。面临这双重的纪念，难免会引出许多的回忆和思考。

　　回沪后的二十年，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阶段，淮北蒙城的变化更是翻天复地。其交织着进步与倒退的典型特征。堪称中国农村的缩影。插队的十年，知青们满怀青春热血与乡亲们共同奋斗，然大多数地方贫穷依旧。当年对丰衣足食的憧憬，却在知青们离开后包产分田到户的改革中一举实现，蒙城的工、农、商业增长幅度超过了以往的数十年。令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和家乡父老乡亲的第二次相会与相处却发生在大上海，大批知青返城后已臃肿不堪的都市迎来了更大批的农家子弟，他们背井离乡，涌入都市，成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新移民，当年熟识的老乡带着希望频频造访回沪的知青，在知青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得到了一些帮助。插队地方也带来了许多讼人不安的消息：基层政权的过度摊派提取；宗族门派势力日盛；人口超生严重失控；文盲有增无减......当年知青们帮助购置的拖拉机、农机具，辛苦培育的优良品种等几乎荡然无存.故地寻根时也已经很难找到当年的遗迹.难道我们真是匆匆的过客,不留痕迹的飞鸟！一代人付出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否值得？至今人们还要回味这些难以解答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历史无法超越，历史不由人们任意创造。知青们无论平庸还是杰出，在社会演化的自身规律面前都一样无能不力，一样渺小。

　　当然我不赞成那种认为插队十年“蹉跎岁月”、“浪费青春”的观点。它的价值要从更广阔的视角中找寻。最有力的佐证就在我们当中：从插队生涯走过来的许多人，在二十多年后都达到了学业和事业上同辈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今日之风流，难道不正是在当年的苦难中孕育的吗？促使他们不辞劳苦，百折不挠，愈挫愈奋，最后达到成功的性格基因，不正是在当年的乡村劳作中铸就的吗？“青春无悔”往往都是从这个意义上引伸出来的。

二、片段的回忆

　　二十年的岁月，冲淡了大部份的插队生活记忆，能保留下来的只是那些特殊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片段。在我们去蒙城的“卫焦战斗队”中，特殊的值得回忆的东西好像很多。

　　“卫焦战斗队”是1968年9、10月份组建的，作为它的一个分支，“复兴中学上山下乡战斗队”在5、6月份已经开始组建。最先的目标是江西老区，我们的代表去了“红井”村接洽落户事宜，却因队伍成员的家庭成份当时大多“黑色”而被拒绝。成立“卫焦战斗队”后，目标指向了兰考，也因同样的原因不被接纳，只好把“卫焦”的大旗扛到了与焦裕禄没什么关系的淮北蒙城。“卫焦”从六六届高中到六九届初中，年令不同，却是一样的意气风发，一样的满怀抱负，唱着同一支“卫焦”队歌，在同一天来到了大雪纷飞的淮北平原。尽管行装简陋，甚至难以抵挡淮北那一年出奇的严寒，放下行李，立即用在市郊奉贤星火农场插队前集训中学会的一些技能开始“访贫问苦”。那一年冬天，“卫焦”中一下子出了许多名在农民中声誉极高的“赤脚医生”。

　　“卫焦战斗队”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成员中有一名在职教师曹揆昕放弃了教职和固定的工资，随队来到了蒙城当农民。本来应该是两名，复兴中学的刘海生老师原本计划同行，最后因左脚的先天残疾而被“区乡办”阻止，十分的遗憾之余，送给他的得意学生黄红一块匾，其上几行漂亮的行书录下了鲁迅先生“故乡”一文中的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曾经历过的。”

　　插队生活开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所有最坏的吃苦思想准备，其实都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城市生活最多只是温饱，但“访贫问苦”一个多月下来，我们还是被农民家里财富接近零点的“赤贫”所震憾。连绵近两个月的大雪使农民生计艰难到了极点，大部份家庭因缺乏燃料每日只吃一餐，御寒的办法就是全家人挤在土坯、桔杆砌起的炕床上厚厚的草堆里，合盖一条污垢堆积而油黑发亮、散发着秽气的土布棉被，棉衣裤只够外出办事的人穿，其余一家老少，单衣甚至光身蜷缩在草堆里。六十年代，淮北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已倒退到比解放前还要低！人民公社运动中，这里甚至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惨剧的成因很少是天灾，丰收过后，粮食被公社食堂任意糟蹋，虚报产量又造成了过度的公粮上缴。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愚味到丧尽天良，不准饥民自救和逃荒，逼迫家徒四避、米缸空空的的饥民在原地奄奄待毙。

　　插队落户，首先必须养活自己。知青身价得到的细粮补助半年后就结束了。生产队仓库里剩下的麦种我们是断不会拿来果腹的，尽管好心的队长经常有这样的建议，“麦种总是多留一些的”。我们只能和乡亲们一样吃各种难以下咽的杂粮，最多的是山芋干和高梁米，玉米面、黄豆面都是上品，少量用来调味的。尽管难以下咽，要吃到它还真不容易。山芋从地里刨出来后，人工堆切成片，撒到地头上晒干，碰到秋后的阴雨天，就苦了我们，和乡亲们一样一夜爬起来几次，下雨拾起，雨不下撒开，再拾起，雨大了拾回屋子放在床上、桌上晾开，发霉了也要吃，只要不是霉得很苦。晒干后用河水淘净再晒干，放到只有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才有的石窝中用石锤捣碎后上磨。遇农忙牲口不闲就得人推磨，在低矮的磨房中转得天昏地暗后才能得到半箩筐芋干面。白天辛苦劳作，晚上加班推磨，一年到头辛苦劳累只够糊口。这些经历绝大部分蒙城知青都一样，惟有这样的经历，才能使我们这辈从插队生涯过来的人，比城里人更早更深地感觉到教条主义、空想有社会主义所带给人民的切肤之痛，促使我们当中不少人成了以后二十年思想解放和各行各业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骨干、先锋。

　　“卫焦战斗队”的七、八十人，绝大部份都以坚强的毅力挺过了生活关和劳动关，脸晒黑了，人结实了，挑起担子快步如飞，杂面馍就着大葱大蒜津津有味。但在如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策略方针上，出现过一些分岐。记得1970年冬天，“卫焦”下乡后唯一的一次通宵全体会议，几十人挤在立仓卫生院过道门洞里席地而坐，没有灯，开的是道地的“黑会”，只能从声音上辨别发言人的姓名。记得当时的“路楼”小组（插队落户后最早出名，镜头上了两部电影的小组），主张农村基层干部素质较差，是“学大寨”的障碍，应该被“搬掉”，主张“知青夺权”；当时的“高皇”小组所在的生产队，农民队长王振平深得人心，故他们主张知青应虚心接受再教育，先当学生，成为一个合格的农民。他们一门心思搞科学种田，朱集的赵国屏大概也是这个观点。“顺河”的卫焦插兄们的观点已记不清了。争论激烈一直持续到大半夜。会后的各小组断续根据自己的认识和体验行事，总的说来，“高皇”和“朱集”两小组的插兄们比较踏实，在科学种田、培育良种上都搞出了许多成果。“朱集”的赵国屏和“高皇”的朱军，后来从事遗传学和生物技术的研究，成了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研究员、所长、校长，都是从“科学种田”开始起步的。“路楼”插队小组也按照自己的方针，先后在上级的支持下，当了生产队会计、副队长、记工员、管理了豆腐坊、拖拉机等副业，全面接管“政权”，但好像效果不怎么好。知青的技能和长处在农业上局限也是很大的。

　　“路楼”插队组比较心齐，团结，组长赵鸿生年长二、三岁，待人公道、宽厚，比较得人心，全组六男五女，男生挑水多一些，女生做饭多一些，互相关心、帮助，年终分红平均分配，集体户大锅饭一直维持到它的解体。造成集体户较大转折的还是一次通宵会议，不过出席的不是卫焦的全体成员，而是路楼小组的全体知青和县里出名的几个知青代表。1971年秋天，俞自由，当时已当上了县委候补委员，刚刚参加了县委的一次秘密会议，和虞竹梅、林志刚、张宁一起被邀请到路楼集体户作客（当时这种“横向串连”是很频繁的）。这四个名人，身披“布尔什维克”式的棉袄，和路楼的男女生们挤坐在小桌四周，当中一灯如豆，听俞自由以惊人的记忆力，一字不漏地背诵“林彪反党集团叛党叛国摔死在温都尔汗“的党内绝密材料。当时的传达范围只限于县级，但俞自由看重卫焦插兄们的“战斗友谊”，冒险向大家泄露了当时党内的最高机密。”传达“的结果在知青们思想上，感情上不啻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大家惊愕万分，大张嘴巴，摒住呼吸，思潮翻腾。会议拖了一宿，当中两次天下雨，”路楼“知青们吆喝乡亲们爬起到地里拾红芋干，大家的心情比雨天的黑夜还要阴沉！等送走客人，反应最强烈的是郑小鹿，他号啕大哭。倒在锅屋的草堆上。我当时没有眼泪，只是很久没有从惊愕中回过神来。破碎的是偶像，开始感到幻灭的还有我们赖以支撑的信念。“林彪事件”在知青中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以后郑小鹿不断从其北大毕业的姐姐郑圆圆那里收到许多揭露上层黑暗的信，力劝不要再充当无谓的牺牲品，尽快从苦海中自拔。从1972年开始，郑小鹿和集体户中的其他几名知青都开始了温习功课、报考大学的准备。同甘共苦、一辈子当农民的营垒分裂了。1973年夏天，文革后首次推荐加招考，“路楼”连中三元，全部考取北京、上海的大学，加上1970、1972年招工走掉四人，提干走掉一人，十一人的小组只剩下我和小薛二人，茕茕了立，形影相吊，无尽的感慨，化作当时的二首诗：其一，“......昔友尽辞何寂寞，宏图难现可惆怅？沧桑漫道遥无期，淮北中原稻正黄."(1973年路楼队里第一次稻田丰收，写此诗聊以自慰。）其二，“......曾言道远永并驾，终是途殊各西东。......而今千里共明月，遥问壮心几处同？”

　　郑小鹿才华横溢，考上北大后受教于物理界名师,如饥似渴,听课听得"句句入耳"（小鹿信中语）。毕业后首批考上了李政道博士招收的赴美国研究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当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数年前他在异国他乡住久了又作新的思维，回沪后办公司从商，物理学博士的严格思维碰到了中国市场的不规则形状有点难以下手，经商后不顺利，有点“扬短避长”，但以小鹿之才华，相信成功只是时间问题。

　　赵鸿生因出身问题，被排斥在蒙城的政治之外，到文化馆写了几年剧本、小说。在此之前，就已在许多场合显露出超人的艺术才华。一部知青生活歌剧，全部歌词出自老项，全部的谱曲出自赵鸿生，天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学的音乐，后来在恢复高考后，先后就读于华师大经济系本科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硕士研究生班。“六.四”中锋芒过露，以后去美国求学，现携妻女在加拿大定居。雍同七三年高考中去了复旦经济系，拿到硕士学位后，分配到财经大学从教，后当上了系主任。张荣国任县劳动局长，运动后被免职。后考上安师大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省体委，工作踏实，才华出众，安徽省向全国公开招聘省体委主任，张国荣以出类拔萃的口试、笔试表现中选。现在全付心思谋划的都是安徽省在国内外比赛中的金牌、银牌。陈力考上安师大历史系，毕业人才多年后被招聘到中国军事科学院，现在是大校教官。候革英最早以赤脚医生出名，长期的沥风淋雨严重地损害了她的健康，以后招工到县化肥厂，现调回上海在虹口区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处任职。薛松鹤比小组其他人晚到一年，系先师刘海生推荐，一直坚持到最后和我一起回到上海。回沪后二十年中数次只身回蒙城考察。拍摄照片、录像，他应该说是路楼小组及蒙城上海知青重大活动、蒙城三十年变迁的一位见证人。现在宝山区外经贸委工作，是文学、摄影业余爱好者，近年来文章数次见诸报端。

　　当年参加路楼“林彪事件”传达会议的几个外组的名人，后来的人生轨迹也各不相同。虞竹梅逐级提拔，数年后当了县委常委，以后二十年间一直在省团委工作。林志刚执意谢绝了省知青办蒋旦萍主任的一再挽留，作为工农兵学员去了上海医科大学，前几年听说开了一家宠物医院，生意挺红火。张宁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放弃留校，回到阜阳师大教书，成了少数留在淮北的知青中的一员。俞自由官至“县令”，“四人帮”粉碎后到天长县任了数年副县，后随夫陪去了美国。“县太爷”出身却出人意料地苦读经年，捧回了普度大学的博士桂冠。回国后到交大当上了管理学院的常务副院长，一如往常的从政风格，大刀阔斧。锋芒毕露，不为同僚所容。现在香港大学重新找到了专家的尊严和与专家价值相当的收入。俞自由、赵国屏结婚时，我把自己的理想和寄托，托人画了一幅林则徐禁烟时手举望远镜指挥炮手轰击英国舰队的画像，下题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送给俞、赵作为结婚礼品，期望俞自由在从政生涯中成为力挽狂澜的一代清官。遗憾的是，在知青回城的人群中这样的期望可能因过奢而落空了。而在当年，俞自由的确作为知青和农村党组织中的健康力量的代表，领导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廉政风暴”。

　　说“廉政风暴”只是以今天的语言作类比。当时却被历史错误地安排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旗下，称作“路线教育”。一大批留在淮北的上海知青，以他们的正义感，不避风险、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大无畏气概参加了“路线教育工作”。张荣国、戚秀萍、邱晓萍纷纷担任了各区、公社的路线教育工作组领导。俞自由是全县运动的总指挥。我和万健、周健民等人分在立仓公区。我作为邱晓萍的主要助手、工作组队党委成员，主持了二十多个专案，一大批当时耀武扬威、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成了专案对象。比起今天的某些地方的腐败，那时的犯案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在长期接受正统教育的上海知青眼中，岂能容忍和坐视。我们穷追不舍，不管有什么后台，有什么问题，一追到底，直追得那些贪官污吏胆战心惊，一个个缴械投降、痛哭流涕。这些人因严重的贪污、受贿、盗窃国库、强奸、奸污女青年、军属等问题受到了党纪、政纪、刑事处分。

　　而全县范围中的一些大要案，更是触目惊心。某城关镇民兵基干连连长兄弟俩，借口管制“四类分子”，提着手枪闯进民居，随意奸淫、强奸这些“专政对象”的妻女，梱绑、打骂乡民更是家常便饭，群众痛恨切齿。某直属武装部长，强奸女青年多达七人。某西区公社武装部长，在家门口设立关卡，公然抢夺乡民及过往行人的财物，贩卖计划物质，贪污受贿巨额款项。（运动后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平反释放。后又因非法开设妓院，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

　　本人的太太金琼，在淮北利辛县插队，种棉花、挑大沟、养猪、开拖拉机十年以上，样样和男青年一样干。平日沉默寡言，性格柔顺，却在路线教育中有惊人之举。她主持的工作小组，把一个谴人谋杀复员军中人、霸占其妻子的恶霸大队书记揭露出来，最后公判枪毙。谋杀事件过去多年，证据全无，硬是从蛛丝马迹中层层剥离，还原真相。以她从事科学种田的细心和智慧，加上正义和胆量，制服恶霸，还当地人民以公道。

　　这些形形色色的“南霸天”、“北霸天”、“黄世仁”，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其本质早已蜕变成为人民公敌。

　　由上海和本地知青以及当地干部组成的工作组所向披靡，一边搞着运动，一边是四乡的农民派人来请工作组。我们这互动参加工作组的知青，洋洋得意，自我感觉都是“海瑞、包公、张龙、赵虎”再世。运动中局部地方出现了少数知青急于求成采用体罚逼供的现象，虽经发现，得以纠正，却也给运动蒙上了一丝阴影。但从运动的主流来说，是党内的一次自我门户清理，丝毫都没有和邓小平同志的方针、宗旨相抵触的地方。

　　上海知青为这场“路线教育”运动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郑永辉自杀惨死，一大批担任各级职务的知青被罢官免职，最终是上海知青因树敌过多而失去了在蒙城的政治基础。他们对贪官污吏的“杀戮”过烈，超出了当地官吏阶层所能容忍的程度。要不是以后的知青返城机会，我们这些骨干分子都可能在反攻倒算中死无葬身之地。

　　蒙城上海知青在“路线教育运动”的清算中戏剧性地解脱，归功于上海市政府派驻蒙城县知青慰问团、上海虹口区劳动局知青办张志昂、何全刚、吴祖让、唐荣俊、郭伟等一大批富有正义感的干部见义勇为的冒险上书。当时的国务院领导陈永贵、万里等同志明察秋毫。郑永辉惨死后，万里收到了国务院批转的上海市一百多名干部联名上书，立即阻止了蒙城县把运动矛头指向上海知青的错误做法，清算停止了。本人公社党委副书记的职务竟然保留到回沪前，得以善终。

三、思考

　　上山下乡运动尘埃落定，我们随大批知青回到上海。小组的几个男知青相约到我的启蒙先师刘海生老师的居室聆听教诲，说起在蒙城的奋斗经历，我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老师突然发问：“你们在蒙城改造社会的实践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各抒已见，莫衷一是。说到方针、策略，老师微微摇头。当我说到“干部”两字时，老师颔首赞许，并补充说，是“人才”。老师谈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及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谈到了本世纪初以来无数志士仁人改造中国的艰难历程，他们种种激进的、改良的救国方略和主张。这次谈话后，我想了很多，历次运动，农村党组织中清理过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分子，这最后一次的路线教育其清理门户的深度和广度，不但空前，恐怕也绝后，但为什么官风依旧，腐败甚至变本加厉？穷乡僻壤，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的约束力难以到达。农村的闭塞、农民的愚味和落后对官场腐败却有很大的容忍性，全然缺乏人民群众的自发抵制和舆论监督。政府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几次运动又何济于事。改造中国只能从经济、文化、教育上着手。那是要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方能奏效的事。科学、民主、法制才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康庄大道。

　　上海知青在蒙城十年演绎的一幕幕悲喜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探讨，乃是中国土地上两种以展程度不同的文明之冲突。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既融合又冲突。知青的大批回城，使两种文明大规模地交融，冲突暂告一段落。近十年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又使这两种文明的冲突在另一个空间和时段上展开。每次规模较大的交融、冲突都给社会带来正、负面的影响，甚至造成一定范围的震荡。影响和震荡都无法避免，我们只能期望它不要超出社会各阶层所能承受的程度。城乡无法隔绝，困为我们中华民族四海一家。两种文明的交融、冲突可能使双方都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一定会各有所得，而最终结果是社会的整体进步，城乡差别的逐渐消失。

　　在片段回忆中说起的一些人和事，都是因其特性而在记忆中难以抹去的。但有一个问题却只是最近才在脑海中萦回。蒙城上海知青中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他（她）们独特甚至是有点怪异的行为，其文化背景和渊源是什么？

　　我们不是被大潮裹挟或被锣鼓催发而去的，去农村，不留城市，分明是他们理性和自觉的选择。他们大多数来自于当时的重点中学，文化和知识的基础比较扎实，不少人堪称才华横溢、多才多艺。他们其实可以成为改造农村、建设农村的最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大多出身天传统的知识分子或干部家庭，从小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以“以天下为已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条，作为初衷，影响了后来的一生。早期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创业、打江山，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英雄主义，五、六十年代学雷锋、王杰、焦裕禄等等的思想净化运动，在思想和灵魂中都留下了许多正面的、积极的因素。这些揉合了古今中外先进分子、杰出人物思想、道德、学识营养的文化背景渊源，其实是不可多得，也是如今风光难再的。

　　目前，他们的大多数已成了各行各业的事业栋梁，再过十年，十数年，他们也要先后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下一辈还能得到这样丰富的思想和道德营养吗？我们且不要过于悲观，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在教条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沉舟侧畔，一大批学贯中西的青年知识分子从改革后打开的国门中，走出去，请进来，讲学，考察，留学......他们吸收了我们这一辈无法得到的当代科技、文化、政治、法律的营养，他们会取代我们这一辈人，把二十世纪的中国真正引向自由、民主和富强。

　　知青精神万岁！

（本文作者：1969年元月插队立仓公社，现任上海市惠伦物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