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义务教育教科书选用制度和2002年度初中历史教科书的选用战(文稿)

刘 琪

一、10%和0的目标之争

二、日本义务教育教科书选用制度和选用权之争

三、2002年度初中历史教科书选用战中的风波

结语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简称文科省）宣布，八家出版社送审的2002年度初中历史教科书申请本都通过了合格审定。尽管这次许多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对日本过去侵略行为的记述都有所倒退，但因为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简称编撰会）编撰、扶桑社首次送审的初中历史教科书（简称《新日本史》）在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引起日本国内外的强烈抗议和反对，而编撰会则认为自己的教科书能够顺利地通过了合格审定，“尽管是小小的第一步，历史教科书从这里开始面向选用迎来了一个大阶段，如果得到国民的认同，支持者逐渐增加，就暗示了日本21世纪的方向”[i]。这样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斗争热点在日本就由审定之争进入了选用之战。

一、10%和0的目标之争

自1980年代开始，日本半世纪前犯下的侵略罪行如慰安妇等问题不断受到被害国家民间人士的追究，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呈露了一些反省过去的端倪。但是，日本国内的新民族主义者和右倾保守势力却指责历史教育中的反省使国家失去了自信、民族失去了骄傲、国民失去了气概。由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东京大学教育学学部教授暨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代表藤冈信胜等9人，于1996年12月发起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掀起了一个要求改善教科书、普及健全历史认识的国民运动，主导了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和美化侵略战争的思潮，编撰了初中社会科历史和公民教科书。编撰会自然不会满足其教科书通过文科省审定这一小小的胜利，他们的最低目标就是要让《新日本史》获得10%以上的采用率。2002年度日本有132万初中新生，要达到10%的目标，至少需要13万册以上的采用量，但是编撰会自信经过几年的舆论宣传和力量积蓄，其教科书能够得到国民的广泛支持和认同，胜券在握。

但在同时，《新日本史》不仅遭到了中韩等国的强烈抗议，也遭到了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教师、市民和一些政党的批判，一批反对采用编撰会教科书的市民和团体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努力使编撰会教科书的采用率达到“0”的目标。不过，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这次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解决却变得相当微妙和复杂。

首先是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被歪曲成仅仅是“外交问题”，转移了许多人的视线。

1982年日本文部省示意把“侵略”偷换成“进出”，1986年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撰了《新编日本史》，1980年代两次历史教科书事件虽然在国内外的抗议和反对下，最后由日本政府出面承诺进行干预，才暂时平息。但这次《新日本史》出笼前后，日本的新民族主义者、右倾保守势力以及《产经新闻》、《读卖新闻》等媒体一直以1982年和1986年的教科书事件为例大造舆论，故意把中国、韩国等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正当抗议和修正要求歪曲成外国干涉日本内政的外交问题，批评政府对教科书问题进行政治干预是屈服外交压力和危害日本的教育主权。西尾干二称21世纪的世界中，“关于20世纪战争的‘历史解释’将成为国际政治上最大的斗争”[ii]，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将孤立和孤独地和美国、中国、亚洲各国进行言论战。编撰会等也声称“‘新历史教科书’的登场是反对外国干涉、收回失地的第一步”，企图用维护民族和国家权益的口号来争取舆论的认同，煽动国民对“外压”的抵触情绪，提高编撰会教科书的采用率。

但是，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和团体、政党尖锐地批判了《新日本史》蔑视中国和朝鲜、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正当化的论调，强烈反对选用《新日本史》教科书。教育科学研究会指出“为了开创21世纪的和平与共生的世界，必须对20世纪中的不平等、差别、侵略和支配的历史从根本上进行反省，消除由此产生的对立、偏见、歪曲的历史认识。今天的教科书问题，是那些背逆21世纪多民族共生、多文化社会不可回避的潮流的势力、拒绝反省战争的势力引发的”，并不只是外交问题，认为目前再要求政府出面改变《新日本史》审定合格的结果会诱发和否定教育自由相关的新问题，所以必须揭露《新日本史》本质，促进不选用这种教科书的国民舆论高涨。

其二是编撰会的教科书是在新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中进入教科书选用程序的。

和1986年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撰的《新编日本史》露骨的复古皇国史观表现不同，编撰会的教科书则是由一批拒绝承认自己是“右翼”的学者教授主导编写的，号称是最忠实反映2002年开始实施的学习指导要领中称之为“加深对我国历史的爱情，育成作为国民的自觉”初中历史学习目标的教科书，有惊无险地进入了选用程序。

编撰会等强调日本教育危机和青少年道德颓废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教科书的“偏向教育”，1998年度七种初中历史教科书竟然有143处表现日本侵略的字眼，“现在的历史教科书贯穿了阶级斗争史观，是反抗统治者的‘人民的历史’。特别是近年来，把由反日意识形态中产生出来的虚伪的‘从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都当做事实来教。教的无非是些日本是一个犯罪国家、让日本儿童为祖先感到羞耻、要继续背负谢罪赔偿义务之类的东西”[iii]。他们认为：“在历史教育、历史教科书的世界，社会主义幻想史观极为根深蒂固，现在仍被与旧共产主义国家相同的思考样式所束缚”[iv]，指责日本国内主张正视历史反对美化侵略战争的个人、团体和政党、一些媒体是追随勾结讨好外国的卖国奴，是反体制的共产主义者。所以编撰会相信“选用战的成果，将成为日本教育正常化的起爆剂。希望这能成为大家都来思考日本人的生存方式、日本国家形象的成熟的运动”[v]。

编撰会等反对西方人权思想的精神污染及和平思想的泛滥，认为战后日本的教育过分强调尊重儿童个性，过分强调人权和平等，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恶性事件不断发生；他们反对国际化理解教育和地球村教育，要求以自国中心主义来宏扬优秀的日本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形成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爱国心和国家意识。他们声称：“保护孩子也就是保护了日本国。将孩子们培养成光辉灿烂的优秀青少年，这是和称之为日本这个国家的再生联系在一起的”[vi]。2001年5月7日，日本新首相小泉也表示：“为了培育持有作为日本人的自豪和自觉、担负建设新国家重任的人材，要致力于教育改革”[vii]。经过编撰会等的大力宣传，那些贴着“爱国”、“民族主义”标签的似是而非的理论在日本国民特别是年轻人中也有市场，加上很多只考虑日本是原子弹和战争的受害者的人，对道歉谢罪有逆反抵触情绪。因此，新民族主义已经在日本形成一股席卷各界的社会思潮的看法并不是危言耸听。[viii]

编撰会编撰的初中历史和公民教科书不仅是对曾经遭受过日本殖民侵略的亚洲国家和人民的挑衅，也是对日本战后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中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尊重人权思想的挑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等著名人士和学者发表声明指出：“如果隐蔽过去的事实，基于单方面美化自国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国民，那就会培养出缺乏在亚洲和国际社会获得信赖而生存所需要的知识与感受性的日本人，这才是我们深深感到危惧的事。（略）我们确信，即使有对自己不利或者难堪的事，培养下一代正视真实的诚实态度和强韧精神，这才是教育的根本。因此，教科书要率直地认识由日本侵略和殖民地统治带来的加害行为”[ix]。

其三是编撰会以一批有权力有实力有势力的支持者为后盾发动了强大的攻势。

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中，示意把“侵略”换成“进入”。经媒体披露，在中韩等国提出抗议后，日本舆论界、一些政党和学术团体都对政府歪曲历史的行径表示反对。最大的教师工会--日本教职员组合（简称日教组）还邀请在日的中国学者钟启泉在日本各地巡回演讲，让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看法，反对美化侵略的思潮，督促政府尽快解决争议问题。

1986年5月，在中曾根首相的“有必要确立日本人的主体性”“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号召下，由保卫日本国民会议出面组织一些右倾保守学者编撰的《新编日本史》高中历史教科书几经修改，其内部审阅本勉强通过了文部省的初步审定。但该书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基本观点仍遭到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和国际舆论的抨击。考虑到外交压力，日本政府首脑研究了中国等国的意见，表示要履行外交上的国际公约，要求《新编日本史》的执笔者进行大幅度修改，否则将不允许其正式通过合格审定。在有关官员的几次指示下，《新编日本史》又进行了四次大幅度修改，才被宣布正式合格。其后该书在选用阶段又遭到各学校的抵制，最初虽有8,000册的采用量，后来又换出版社又改名，仍每况愈下，至2001年度只有19校2,700册的采用量，只占136万高中新生的0.02%。

但这次编撰会的改善教科书的运动和日本国内主张修改宪法允许自卫队出兵海外、修改教育基本法培养明确的国家意识的动向是一致的。日本国内的日益壮大的右倾保守势力是编撰会教科书的最有实力的支持者。日本的一些政治家也认为一旦《新日本史》获得10%以上采用率，对首相理直气壮地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也可以起到增援作用，所以他们一方面充分地利用手中的权利，对一些地区教育委员会（简称教委）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强调要实行公正的选用制度，阻挠日本教师工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进行反对活动，为采用《新日本史》营造良好的环境、创造有利条件。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声称要免除不俯首听命、不负责任的教育委员。原文部省官僚出身的爱媛县知事加户守行几次三番地对该县的教委表示：《新日本史》“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可以说，势力强大的编撰会不仅背后有着国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一部分企业家及右翼保守团体这样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公开支撑，有《产经新闻》等舆论媒体推波助澜，而且还有一些从上到下的行政力量处处为他们鸣锣开道，扫除障碍。日本政府也表示不会再干预教科书的审定和选用，文科省更顺水推舟，让错误百出的《新日本史》通过了合格审定。于是编撰会等认为政府和文科省“理性”姿态表明了“国民意识的成熟”，暴露了中韩等的外压的局限性，对在选择战中取胜信心十足。

相比较而言，1960年代轰轰烈烈的主张和平反战的进步势力和日本最大的教师工会----日本教职员组合（简称日教组）因为内部路线分歧导致组织分裂，加上1990年代国际条件的大变化，元气大伤，已经缺乏当年那种叱咤风云的组织活动能量了。在2001年教科书选用工作开始后，日教组中央领导虽然指出“存在着极大地歪曲史实和真实和煽动偏狭的民族主义危险性，并与皇国史观相连的思路已经在教科书里出现了”，要求选用更好的教科书，却受到了文科省“要自我克制”、“不要采取影响教科书选用公正性的对应措施”的劝告，统一的组织活动受到了限制；。

面对编撰会有组织的攻势，日本国内的进步力量和有识之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向世界显示日本的良心。原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大田尧、原东京都立大学校长山住正已等呼吁市民和团体结成批判编撰会教科书的全国网络。“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联合”、“和平人权环境论坛”、“日本战争责任研究中心” 等民间团体和一些自发成立的市民组织如地区家长会等2001年在全国各地举行了1,000多次讲演会、报告会、学习会等活动，反对把危险的教科书交给孩子们。因此“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联合”事务局长俵义文称这次反对编撰会教科书斗争的特点是“市民成了运动的中心，1980年代教科书斗争时是劳动工会为中心，这次是一般市民在所在地区自发地成立组织，在从头开始学习的同时展开了运动”。

 二、日本义务教育的教科书选用制度和选用权之争

编撰会在其教科书通过合格审定后，强调指出“今后的课题是教科书选用的正常化”，呼吁广大的国民关注这个问题的重大性。

日本对高中教科书的选用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中等教育学校前期课程以及盲聋等特殊教育的小学和初中部的教科书选用则必须依照《关于义务教育各种学校使用的教课图书免费措施的法律》来进行。在围绕2002年度初中历史教科书选用的论战中，支持和反对扶桑社《新日本史》的双方都主张要进行公正的选用，不过其内涵却不同。

战后日本教科书名义上是允许学者和教师自由编写的，各出版社也可以根据文部省制订的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审订标准来组织人员撰写教科书。出于对战前国定教科书的反省，日本在战后曾经实行过允许各学校自由选用教科书的措施。各学校各学科的教师选定了一种教科书后，学生就去书店自费购买，国家给予一定的补助。因此教师的要求和地域的特点对教科书的编写和发行有较强的影响力。由于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规定：“义务教育为免费制”（第26条第2项），从1962年开始，日本又明确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所用的教科书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1963年颁布了《关于义务教育各种学校使用的教课图书免费措施的法律》以及与这一法律相配套的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等。伴随着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制度的建立，新的教科书审定选用制度也同时产生，这对中小学可以选用的教科书的范围有了很大限制。

按照目前日本有关法律规定，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种学校，都必须使用通过文部大臣合格审定的教科书（即使任课教师想使用一些辅助教材如参考资料、课外读物等，也必须在使用前一个月，由校长上报教委，得到教委的许可才可以使用）。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国立学校、私立学校绝对不能使用未经审定合格的教科书。因此文部省对送审教科书的审定，是决定教科书能否进入选用阶段的关键。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的教科书选用只能在通过合格审定的教科书的范围中进行。但是谁有权来决定教科书的选用呢？多年来，一些教师工会、市民组织和教育学专家等的解释，和编撰会等政治势力以及日本文部省（2001年改成文科省）的主张并不相同。

日本文科省认为，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教科书选用权限在设置、管理公立学校的市町村和都道府县教委，国立和私立学校教科书选用权在校长。其根据是《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及其运营法》第23条第6项规定，教委可以行使的管理及执行权限中包括“有关教科书及其他教材管理的事项”；《关于教科书发行的临时措施法》第7条规定“市町村的教育委员会、国立及私立学校的校长，必须把决定选用的教科书的需要数向都道府县报告”。文科省的公式说明和教科书的实际选用步骤应是[x]：

（1）教科书出版发行者向文部科学大臣提出已经审定合格的各学科、各年级的教科书书目，文科省把根据书目制定出来的教科书目录以及出版发行者提出的教科书编辑方针等有关资料，通过都道府县教委下发到市町村教委和各学校。只有列入到目录中的教科书才有可能被采用。

（2）出版发行者把下年度发行的教科书样本提供给各教委和国立、私立学校的校长。

（3）都道府县教委为了指导、建议和帮助市町村教委和有关校长的选用工作，设置教科书选定审议会对有关教科书进行调查和研究。审议会主要由有专业知识的校长、教师、教委有关人士、专家等成员构成。审议会为了进行专业性的庞大的调查研究，通常按学科委托若干名教师作为调查员，有些地区的审议会还可以设专门委员。都道府县教委根据审议会的调查研究结果制作相应资料，提供给市町村教委和有关校长。都道府县教委还必须在每年6月至7月间在所管地区的各教科书中心举行教科书展示会。2001年时，日本全国有776个教科书中心，可以让学校的教师和地区居民参观研究。

（4）市町村教委除了参考都道府县教委提供的选定资料外，也必须委托调查员进行独立自主的调查研究，然后按照学科、年级分门别类地进行选择，最后决定在每学科采用一种教科书，这一工作必须在使用年度前一年8月15日之前完成。一种教科书被选定后，至少要连续使用三年，在第三年度可以就第四年是否继续使用该种教科书进行协议，但基本上都是保持原选择。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的教科书选用工作实际上是每四年进行一次，这和文科省每四年审定一次义务教育教科书也是一致的。

（5）虽然市町村立初中小学的教科书选用权限在市町村教委，但是根据《关于义务教育各种学校使用的教课图书免费措施的法律》要以市郡及包括市郡的地域（或者东京的特别区和政令指定城市）作为一个选用地区的条文，在这个选用地区内所有的公立学校的每个年级每个学科都要采用同样的教科书，因此日本义务教育阶段公立学校教科书的选用制度又被称之为广域地区选用制度。都道府县教委可以按照自然、经济和文化等条件来划分教科书选用地区。

在2001年4月时，日本全国共有542个选用区。如东京都内每个特别区为一个教科书选用地区，枥木县下都贺教科书选用地区则包括2市8町。一旦一个选用地区包括2个以上市郡町村行政区域时，为了能够让该地区所有的公立学校的每个年级每个学科都采用同样的教科书，必须成立教科书选用地区的协议会，协议会委托有关教师作为调查员对各种教科书进行共同的调查研究，然后根据调查员的报告、在上级教委的指导和帮助下选定教科书，该地区所有的教委都同意批准协议会的结论后，才能算正式决定采用。

（6）市町村的教委和国立、私立的初中小学校长要把所选中的教科书种类和本地区和本校所需要的教科书数目，上报都道府县的教委，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再向文部科学大臣汇报。文部科学大臣根据这些数据，给教科书出版社下订单。教科书出版社一旦接到文部科学大臣的订单，就有了义务，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把教科书准时地送到学生们的手中。

这一套严谨得有些刻板的教科书选用制度有不少长处，如能保证免费教科书供应迅速，便于在同一地区各校之间展开教学研究，互相观摩听课，学生转学时也方便等。但是因为具体的选用基本上都是以教育委员或者教科书选用审议会（协议会）的决定为主，在许多地区作为教科书使用者的教学第一线教师的意见有时则难以反映出来；选用审议很多是密室操作，资料和会议记录多数不公开，比较多的反映了行政机关的意向，给某些有权势人物及少数大出版社开展幕后活动提供了方便，其缺陷也遭到了一些有识之士和学者、日本教育学会、出版工会组织等团体的批判。

从支持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的后援团体发展组成的“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联合”的民间组织认为“根据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精神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6年的劝告，教科书的选用权应该在使用教科书的教师手中”，但是“现行的教科书选用制度同教科书审定一样，已经成为国家对教育和教科书统制的支柱”，“在广域选用制度下，教科书发行的种类急速减少，实质上实行的是垄断化或一县只使用一种教科书的‘县定教科书’化，强化了国家统制”[xi]。该组织多年来一直呼吁把教科书的选用权交还到教师手中，并努力推动教科书选用制度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一些研究教育法的学者也强调“为了让教科书能在各种教师以及学校独自的教育计划中被灵活运用，教科书的选用，无论如何必须要在教师和学校的自主判断下进行，选用权必须在每个教师及学校那里”[xii]。

因此近十多年来在一些地区又有了经过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校票和重点精选方式的改革。如在东京都内，各特别区的公立小学、初中，一校一票，以区为单位决定教科书的选择使用。各学校在投票用纸上按一到三位写上希望使用的教科书出版社的名字，东京都教委事务局按照区别进行统计，哪个出版社得到的票数最多，哪个出版社的教科书就成为该区统一使用的教科书。在另一些地区，尽管教育委员按照法律是由地方行政长官如都知事、市长、町长、村长从有选举权、高洁人格、并对教育、学术和文化有见识的人中选择若干人，经过地方议会同意而任命的（政令指定市及特别区教育委员一般是五人，町村的教育委员一般是三人），但由于一些教育委员是兼职或者不是专门的教育工作者，还有些是家长会的代表，不可能对各学科各年级约100多种的小学教科书和100多种的初中教科书都熟悉或者进行过专门的调查研究，所以经常是由作为调查员或者专门委员的专业教师在所有种类教科书中重点精选几部，同时制作排名顺序资料，让教育委员在这缩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和投票表决，这种选用方法也称重点精选法。

日本文部省在1990年曾经下发过一个通知，指出“决定在学校里使用一种教科书可以说是教委必须要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强调“为了不发生由教职员投票来决定教科书等选用权责任变得不明确的事，谋求选用程序合适性是非常重要的”，表示了不赞成“学校票”方式的意见。但是在教育团体和出版工会等的活动下，日本政府属下的行政改革委员会在1996年12月对教科书选用制度也提出了改善意见，“意见”指出：“在学校教育多样化个性化的要求中，（中略）为了使教育课程多样化的效果落实到儿童中，加上作为主要教材的教科书由于教科书审定制度的透明化而带来实际上的多样化，有必要考虑各学校能够选用教科书”，提出了在今后以学校为单位选用教科书的可能性。日本文部省在1997年9月也给各都府道教委教育长发了通知，要求根据行政改革委员会的意见，按照地域的实际情况，继续进行教科书选用地区小规模化以及选用方法改善等改革，并指导其管辖下的市町村教委也进行同样的教科书选用方法的改善。

因此，在各地独自进行的教科书选用制度的改革就此得到了名正言顺的认可和实行。但是编撰会和一些右倾保守人士则主张把教科书的选用包括对各学科各种类教科书的调查研究工作都归于教育委员的责任，认为“学校票”、“重点精选” 侵害了教委的职务权限，要求禁止“学校票”和“重点精选”方式，指出学校教师没有教科书选用权，不能参加教科书的选用工作。藤冈信胜等在《产经新闻》上发表了对1998年度使用的七种版本初中历史教科书的评估报告，认为这七种初中教科书没有一种达到文部省指导要领的合格标准，尤其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基本上沿袭了东京审判史观，其中最差的三种（教育出版、日本书籍、大阪书籍）的市场占有率是50%，少许好些的三种（帝国书院、清水书院、日本文教出版）市场占有率仅是8.8%，处于两者中间的东京书籍市场占有率是41%，说明在教育第一线左翼意识形态和最大户头的教科书出版社的营业能力支配了历史教科书的选用[xiii]。藤冈信胜还指出充满反日偏向教育的教科书占领市场的原因既不是出在文部省学习指导要领中，也不是出在文部省消极的教科书审定中，问题的根源存在于教科书选用的过程中，“左翼势力通过选用对教科书内容实行了事实上的统制和意识形态支配，这就是至今没有变化的教科书问题的基本构图”，教科书是一种商品，消费者不买，商品就要被淘汰，“如果不采用自虐史观的教科书，自虐史观自然就会从教科书中放逐”。他强调日本战后的教育委员会制度是建立在“外行管理”的理念基础上的，虽然教育委员确实很难精通所有的学科，但是关于自国历史的学科却不能托给内行的学校教师，“历史是让有见识的教育委员自己判断下决定的最合适的分野”[xiv]。

编撰会等之所以始终不渝地要反对学校教师参与教科书选用工作，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理论目前还无法和学校教育中和平民主的思想相抗衡，编撰会主张教科书选用的一切权限在教委，是因为他们自信经过他们这几年的宣传努力，唤起了国民的爱国心和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各界已经认识到现行教科书“自虐”“反日”的危害，尤其是在地方议会和国会的议员、各地行政机关首长中已经有许多赞同他们观点的支持者，如果这些议员和地方行政官员施加政治压力，教育委员直接投票选择教科书，结果肯定会倾向选用编撰会编撰的教科书。

吸取了1986年《新编日本史》采用率低下的教训，为了在教科书选用过程中排除学校教师的意见，编撰会和一些政治势力自1997年以来一直大造舆论，主张教科书选用的正常化和公正化，并制订了推进向各级议会的请愿陈述活动，推进向有选用教科书权限的以教育委员为代表的有关人员的宣传工作的基本战略，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和强大的组织力，去活动议员政治家和教委。许多教育委员和知名人士也收到了编撰会免费寄送的《国民的历史》、《国民的疏忽》等书籍。

2000年8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代表森喜朗首相表明“各教委有必要负责行使妥善的教科书选用”是接受国民议论、改革教委工作的“重要课题”，文部大臣也强调教科书的选定当然是根据教委的判断作出的，而不是根据教师工会的意见作出的。根据政府的旨意，文部省2000年9月对全国教育委员下达的有关教科书选择采用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希望确立教委负责的教科书选用体制，取消责任不明确的由学校推荐教科书的“学校票”方式。在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授意下，2001年2月8日，东京都教委下达通知，要求改正目前试行的学校票、重点精选等方式，使选用程序正常化，强调各教育委员要明确自己权限和责任，从“把我国的文化和传统特色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等多方面的观点出发来选择教科书。编撰会认为文科省和东京都教委的措施表明了政府和东京都对编撰会要求改善教科书选用制度主张的支持态度，是教科书正常化确实前进的标志。

日本一些爱好和平民主的有识之士、市民组织、地方教师工会、学术团体以及政党等早就开始了对编撰会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的批判。2001年4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前日本教育学会会长堀尾辉久和立正大学教授、原日本教育法学会事务局长浪本胜年等四名住在东京都调布市的教育学教授发表紧急声明，指出教科书重点精选并不违法，强调教委任务的本质应该基于教育基本法第十条精神以整备教育的各种条件为目标来开展工作，而教委代替教师选择教科书意味着超越教育行政的权限以权力来介入教育内容，因此他们认为东京都教委的指导通知不具备法的约束力，要求调布市教委撤消设置初中教科书选定运营委员会的新方案，继续实行目前的“重点精选”方式[xv]。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21个日本主要的历史学学会组织在5月26日也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教师参与教科书的选用是理所当然的，而目前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排除教育专门家教师意见的变更教科书选用程序的现象和编撰会的活动有关。6月21日，“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联合”等团体和个人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意见广告，指出目前教科书面临危机，呼吁大家不要选用糟糕的教科书。

 三、2002年度初中历史教科书选用战中的风波

据教科书情报资料中心网站2001年5月23日统计表明，此时已有36个县议会和239个市町村议会采纳了编撰会支持者提出的请愿，要求选用最忠实新学习指导要领的教科书，向青少年传授“对自国的爱情和自豪”以及“优秀的传统和文化”，实行教科书选用的正常化；只有3个县议会和98个市町村议会采纳了反对编撰会的市民提出的请愿，要求选用正视历史真实、尊重人权的好教科书[xvi]。反对选用编撰会教科书的运动最初处于被动地位。

教科书选用工作开始后，为了在国民中扩大影响，编撰会除了和《产经新闻》等媒体继续攻击其它出版社历史教科书的“自虐内容”外，西尾干二称为了反击“政治诽谤和中伤”，立足于民主社会的公开精神，他们有义务让国民行使知情权，促进在开放的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公正选用，于6月4日把扶桑社的历史和公民教科书普及版公开在市场上销售，销路一时看好，至8月16日选用结束，编撰会称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卖了54万5千本，公民教科书卖了16万5千本，总计71万本。这也是日本教科书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因为教科书从来不在市场公开销售，但编撰会认为这种别出心裁的宣传和竞争手法有助于提高扶桑社版初中历史和公民教科书的选用率，即使被人告上法庭也无所谓。

2001年6月16日，三重县桑名市私立津田学院初中部第一个宣布采用扶桑社版的历史和公民教科书，该校以儒教教育的“礼节”“义”为基础，崇尚“文武两道和武士道精神”的教育哲学。校长认为“不爱自己的家族和养育自己的地区及国家，即使到了海外也得不到评价，谁都不会信任没有特性和自豪的人，扶桑社的教科书对这个课题做出了反应”，理事长也称赞《新日本史》“直率地写出了作为国民必要的历史”。这一“0”的突破给编撰会带来了喜讯，西尾干二认为“大概今后采用的学校会急速增加”，对达到10%的目标充满信心。

7月4日，《产经新闻》报道，在私立中学接连不断采用扶桑社历史和公民教科书的过程中，枥木县国学院初中也加入了该行列，该校校长赞扬扶桑社教科书“认真思考了称之为日本的国家”，与该校“讲明国体”的建学精神完全一致。尽管此前只有三重县私立津田学院初中部、岐阜县私立丽泽瑞浪初中、三重县私立皇学馆初中，茨城县名校私立常总学院四所私立初中正式宣布采用扶桑社版历史和公民教科书，《产经新闻》却称至少有10多所私立初中（7月13日又称有20多所）已经决定或者内定采用扶桑社版历史和公民教科书，营造出编撰会教科书已经在私立初中得到广泛采用的假象。7月9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和韩国政府表明日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没有历史事实上的错误，拒绝了中韩两国提出的修正要求。西尾干二指出这表明了日本“决不允许外国干涉侵害教育这一国家主权”的态度。

7月11日上午，枥木县下都贺地区教科书选用协议会开会，该地区由2市8町构成，有30所初中和14,550名学生，该县98%的中小学教师加入了主张“教育正常化”的保守系全日本教职员联盟。开会时先由学校教师为主的教科书调查员介绍了各出版社的教科书的特点后，一位委员认为“持有日本人的骄傲对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历史被外国人歪曲是何等滋味？”，公开推荐扶桑社教科书，其他委员也不断询问。随后协议会开始了无记名投票，扶桑社历史教科书得到11票，比第二位东京书籍多3票，扶桑社公民教科书得到10票，比第二位东京书籍多1票。但因都没有没过半数，在反扶桑社的委员强烈要求下，经过激烈辩论，23名委员进行了第二轮投票，历史教科书上扶桑社得到12票，东京书籍得11票，公民教科书东京书籍得到13票，扶桑社得到10票。因此决定选择扶桑社版历史教科书。按照有关规定，该协议结果还需要各市町教委商量承认后才能生效，因此会长希望结果暂时不要公开。但消息马上被有意透露出去，让敏感的记者得到在媒体上公开了。因为这是第一个选择《新日本史》为公立初中教科书的地区，立即引起日本全国轰动。编撰会事务局长高森明敕第二天就喜形于色胜券在握地说：“当韩国、中国的修正要求还在被大量报道时，有关人士能排除先入为主的观点，对扶桑社教科书的优点给予冷静的评价一事，我表示衷心的敬意”，期待其他地区的有关选用的人士也能采取理性的审议工作。

消息传出，下都贺地区的各教委却乱了套，几天之内，成百成千的信件、传真如雪片一样飞到了各教委，办公室里电话铃不停地在响，有督促教委承认协议会结果的，也有表示坚决反对使用编撰会教科书的。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市民也分别举行了针锋相对的讲演报告会和示威活动。福冈地区的一些人署名要求教委立即履行决定。北海道、鹿儿岛、岩手等地的日教组地方组织突破了限制，自发地开展了反对《新日本史》的全国规模的抗议活动，一些地方工会、市民团体、基督教等宗教团体、在日韩国人组织也都表示了抗议。7月13日，“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联合”事务局长俵义文等2578人236个团体又在报纸上发表意见广告，要求大家马上行动起来，向教委呼吁“实行公正民主的教科书选用”、“请尊重教师的意见来选择儿童们使用的教科书”。于此同时，韩国政府在日本拒绝修改历史教科书后，立即宣布暂时停止或推迟和日本各地民间的文体育交流互访活动等多项对抗措施，并称历史教科书问题有可能会影响到韩日共同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

7月16日下都贺地区藤冈町教委开会，在4个小时的讨论中，一些教育委员批判扶桑社教科书歪曲历史，“战争记述有问题”，有些委员考虑到该书会引发外交问题，还有委员认为该书太深奥、初中生难以理解，结果5名委员一致做出了“不能承认协议会的决定”结论。随后该地区石桥町等所有的教委都陆陆续续地表示拒绝承认协议会的决定，要求重新审议。根据日本的教科书选用制度，在同一个广域选用地区必须使用同一种教科书，只要有一个市町教委坚决不同意，就必须重新审议，而编撰会教科书在该地区因为被所有的教委所反对，连被再协议的余地都没有了。

选用大战才进入中盘，尽管只有20%地区公布了选用结果，局面逆转而下。7月17日“21世纪儿童和教科书全国联合”事务局长俵义文表示在公立学校中让编撰会教科书采用率达到“0”并不是不可能，而明显处于劣势的编撰会则不得不发表要求实行公正的教科书选用的紧急声明，指责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超出常规，形成不正当的外部政治压力，表明日本的教科书选用制度处于崩溃的危机。日本文科省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都道府县的教育长官加强指导，不要让外部有组织的运动左右教科书的公正选用，文科省官员也声称广域选用地区各教委不服协议会的决定、要求重新审议是前所未有的事例，希望各教委尊重协议会的最初决定。

7月25日下都贺地区教科书协议会再次开会投票表决，选择了东京书籍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在日教组以及全教等所谓的“左翼”教师工会几乎没有影响力的下都贺地区，《新日本史》竟然最后也没有被采用，使编撰会在公立初中“0”的突破的狂喜受到沉重打击。也使编撰会就此一蹶不振。

1980年代日教组等工会是组织反对美化侵略教科书运动的重要力量，但是这次日教组中央执行部受到文部科学省的“不要影响教科书的公正选用，要自制”等限制，不能公开组织全国性的反对活动，因此2001年反对采用歪曲历史、赞美战争的教科书的主力则由日本市民草根的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民间团体和一些普通市民自发地来担当。积极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和组织抗议活动，是反对编撰会教科书的市民团体在这次选用战中采用的一种斗争方法。教科书情报资料中心等把有可能采用编撰会教科书“危险”地区的教委的电话、传真、主页和电子邮件公开在网站上，希望大家以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向那些地区教委请愿，提出“要求选用尊重和平人权的理念、能育成肩负和亚洲共生未来的下一代的教科书”等理性的主张，让教育委员直接感受市民们的呼声，尊重民意进行选用。

东京杉并区是有可能选用《新日本史》的地区，编撰会的支持者从一年前就强烈要求选用“对国家持有自豪的新的好的教科书”，教育委员中也有公开赞扬编撰会教科书的人士。而一批家庭主妇却痛恨“夺去孩子未来的教科书”，在2001年4月成立了反对编撰会教科书杉并区家长会。她们拜会了区内所有初中的校长，在街头举行集会和散发宣传品，募集了12,000人以上的市民签字，向区教委递交反对声明，并在网上建立主页发布消息。在区教委讨论的当天，600人左右包括家庭主妇和老人的反对派，打着“绝对不使用这样的教科书”等横幅旗帜，手拉手组成人的“锁链”，包围了区政府大楼。杉并区区教委中两派争论相当激烈，但投票结果是2比3，编撰会教科书落选。在杉并区不采用编撰会教科书结果出来后，54岁的东本文子高兴地说：“这是我们大婶的得意之作”[xvii]。

东京都国立市教科书选用审议会议和研究学习会上，有教育委员指出《新日本史》所涉及到的历史上的人物和文化遗产的数目比其它七社要多，符合文科省学习指导要领，认为不育成健全的民族主义，不把前人的努力和苦劳等留下的优秀文化教给初中生，“日本就没有未来”[xviii]。7月下旬在国立市市政府前，编撰会支持派与高呼“请不要选用歪曲历史、赞美战争的教科书”口号集会的市民发生了肢体冲突，警察不得不紧急出动把两派隔开。教育委员最后决定不采用《新日本史》。

教科书情报资料中心等团体也把有可能采用扶桑社教科书的“危险”地区教委的电话、传真、主页和电子邮件公开在网站上，要求大家以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去请愿，与其打出反对选用编撰会教科书旗号，不如用“要求选用尊重和平人权的理念、能育成肩负和亚洲共生未来的下一代的教科书”有理性的主张更有成效。

尽管编撰会声称他们得到了许多国民的支持，却一直没有传来能够使他们兴奋的消息。编撰会的教科书虽然上市销路看好，却适得其反，让人看出错误百出的毛病，连右倾保守系的学者谷泽永一也称《新日本史》“几乎是杜撰的教科书”，劝其绝版。直到8月7日，东京都教委以4票对2票的结果，正式决定让都立养护学校中两校及一分教室的一些智力障碍学生使用扶桑社的历史和公民教科书。接着爱媛县教委也决定在县立的一部分特殊教育学校中采用《新日本史》。但已经无法挽回编撰会惨败的结局。在市民“不选用编撰会教科书、公开审议”的压力下，8月10日，编撰会认为是手中最后一张王牌和希望之星的东京都荒川区的教育委员经过两小时讨论以3比2决定不采用编撰会教科书。

    2001年8月16日，日本各报都报道了2002年度初中教科书选用的结果。国立初中和全国542个选用地区都没有采用扶桑社的历史和公民教科书，但同时被编撰会大肆攻击的“最坏的”日本书籍和大阪出版的教科书采用率也大幅度下降。2002年春季开始用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人数（册）是：东京都都立2所养护学校18人（册），爱媛县县立2所养护学校和1所聋学校共5人，私立初中6所498人（册），共11校521人（册）。编撰会编撰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只有0.039%的采用率。

 结语

2002年度初中教科书选用战引起了日本国内各界对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关心和重视，也暴露了现行教科书制度的矛盾。支持或反对编撰会教科书的许多人，都提出了要废除教科书的审定制度和实行自由发行的主张，并从各自立场和政治目的出发去要求变动和改善现行教科书选用制度，为下一次选用战做准备。

编撰会成员坂本多加雄认为反对《新日本史》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证明了日本国内那些号称“革新”势力还能发挥很大的影响力，是与在历史观和意识形态上反对改正宪法、要求废除安保条约等主张互动的，也和他们故意把作为日本国内问题的历史教科书变成外交问题有关，诱导中韩批判有关。对于0.039%的采用率这一难以接受的结果，编撰会承认过去低估了反对势力和市民、教师的影响，认为中韩等“外敌”的干涉、《朝日新闻》等一部分媒体偏向报道国内外反对呼声掀起的“内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系列的工会组织及反体制团体发动市民等严重妨碍了教科书的公正选用，一些右倾保守势力甚至说完全是“否定过去及现在真善美”的“共产党”所为。编撰会事务局长高森明敕声称“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在四年后取得大胜利。这次有组织的妨害选用是从未经历过的事，让各级行政都卷入了恐怖的旋涡，但今后再也不会通用了”[xix]，并把在历史教育中强调对日本文化价值的再认识作为今后活动的重点。西尾干二还提出要改正法规，不允许有教师经历的人担任教育委员，以都道府县为选用单位，教育委员只决定社会科和国语教科书的选用，全国的选用结果应在同一天宣布，防止互相影响和观望等[xx]。

反对编撰会教科书的市民团体等最初认为编撰会的惨败是市民良识和民主主义的胜利，证明日本国民和日本政府不同，“多数日本人反对歪曲历史、要求和亚洲友好”[xxi]；但也逐渐认识到“这次我们的运动竭尽全力不让编撰会教科书被采用”，“仅仅是回击了编撰会的攻击而已，必须有还不是根本上的胜利的估计”[xxii]。选用战中，编撰会教科书以一票或二票之差而落选的地区也不少，说明力量对比关系并没有大变化；很多教委把 “左”“右”两端都排除了，有意识地选了和编撰会教科书不正面对立又有文科省旧官员为背景的东京书籍教科书，使东京书籍的采用率从40.4%猛增到51.2%，比较详细记述日本侵略战争和从军慰安妇的日本书籍的历史教科书采用率从原来的13.7%跌至5.9%；说明编撰会运动事实上引导教科书记述内容和思路逐步向“右”偏离，因此必须重视向国民普及对殖民侵略战争的正确历史认识。堀尾辉久等提出要从审定和选用的一贯性来探讨保护儿童学习成长权利的新教科书的必要性，寻找新的方法来阻止选用制度的“改恶”，如争取民主选举教育委员，推动能结合学校教师专业性和家长居民及儿童对教育期待的教科书自由选用制度的实现[xxiii]。

文科省也把下都贺地区教委推翻选用协议会最初决定的前所未有的“原有制度想象以外的事态”，作为改善现行教科书审定选用制度的问题点，决心加强选用规则明确化的指导，继续推进教科书选用地区小规模化，把现在的542个选用地区再细分成1200地区，缩小同一种教科书使用的范围，检讨以町村为单位设定选用地区的可能性。2002年4月，文科省强调公立高中教科书的选用权不在学校，要求都道府县教委今后明确权限和责任进行选用。

2002年度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选用战表面上已经结束，教科书问题却没有结束。各方都已经开始为2005年度小学教科书、2006年度初中教科书的选用战进行对决的准备。因此日本教科书选用制度将会由于来自各方的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变动。但是无论制度如何变动，如果历史认识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类似于编撰会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教科书还会登场，日本国内围绕历史教科书的斗争会变得更为艰难和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