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我和小梅

　　在我五年多的乡村民办教师生涯中，教过了许许多多学生。不知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至今那些农村孩子的音容笑貌还常在我眼前晃动。几乎每一个学生，都在我脑海里留下了生动的形象。谁坐哪个座位，有什么习性，至今还历历在目。虽说我回上海以后也教了几年书，可也许是年岁大了的缘故，总很难记住每个学生的姓名。而那些乡下孩子，或聪明，或活泼，或勤快，或怠惰，或调皮，或娇气，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是他们伴随我渡过了插队落户那蹉跎的岁月。其中有个叫小梅的女孩子，更让人难以忘记。

　　小梅长得瘦小单薄，皮肤白白净净，细眉细眼，怯生生的，文静乖巧，十分懂事，胆子特别小。我教她那年她只有一年级。我教了她三年。上课的时候，她总是安安静静地听，从不举手回答问题，但你可以感觉到她分明都听懂了。她是个很有灵气的女孩子。她的作业就象她人一样，非常整洁，没有一点涂涂改改。她写的字一笔一划很工整，很清秀，而且默写生字几乎从不出错。她的作业本上从没有大叉。

　　用“五分加绵羊”来形容小梅再确切不过了。我小时候虽然也被认为是“五分加绵羊”，可我只是比较听老师的话而已；在同学们中间，我还是很活跃的，爱唱爱跳，组织活动，又热心又忙碌，有时也并不完全顺从老师家长。可小梅和我比，却要文静多了，说话细声细气，从不招谁惹谁，温柔得真象一只小绵羊。两条细细的辫子软软的，淡淡的，是个名符其实的“黄毛丫头”。下课了，孩子们又叫又跳挤着抢着往教室外跑，小梅常被推被撞，也从不反抗，默默地让到一边，等别人先走。

　　按说这样一个与世无争的孩子，从不惹事生非，应该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可小梅偏偏很倒霉。校里校外，人人都可以歧视她，责骂她，欺负她。原因很简单——那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小梅不幸出身在一个 “剥削阶级家庭”，从生下来就注定要倒霉。虽说流源在峡江属于偏僻的边远山乡，可那里也充满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火药味。

　　听村里人说小梅的爷爷在旧社会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老中医，曾治好过许多人的病，家里有不少祖传秘方。战乱年代有这样一门手艺，养家活口是不成问题的。小梅爷爷便有些田产，土改时便被划为地主。刚解放，小梅的爷爷就死了，每次斗地主，只好拿小梅的父亲来当靶子。那时小梅的父亲才刚上初中。

　　我们下乡那年，小梅的父亲也就三十岁左右。他经常被大队生产队喊去训话，低头认罪。我们知青班住的房子，也是大队干部让小梅父母腾给我们住的。

　　下乡第二年，知青们已经冷静下来，有了思维的头脑，不像在学校时那样盲目地冲冲杀杀，连当过红卫兵造过反的人都感到，这会儿还动不动挂牌子搞批斗，太过头了。可小梅的父亲还被经常挂小黑板批斗。

　　小梅连爷爷长什么样也没见过，却要为爷爷背着黑锅。

　　上学路上，总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欺负小梅。他们喊她“小地主”，“地主崽”，用石块扔她，砸她；上课时，坐在后排的同学扯她的辫子，推她，惹她哭；有人还肆意撕她的本子，把她的作业本扔在地上，用脚踩，然后幸灾乐祸地大笑，以满足自己的征服欲望。人性中邪恶的一面在这看似儿戏的争斗中发挥到了极致。善良无辜的小梅常常委屈地抹眼泪，但从不敢大声反抗。她拾起作业本小心翼翼地擦干净，收好，默默地坐到座位上。

　　对那些顽童的举动使我十分反感，厌恶，甚至气愤。小小年纪，竟如此恶作剧。这种做法丧失了起码的道德，侵犯了人格。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善良无辜的女咳子？小梅有什么罪？造了什么孽？她没有伤害任何人，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伤害？即使是小梅的父亲，也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甚至如果是小梅的爷爷活着，也应该是严肃认真地对他进行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而不应该是体罚和人格侮辱啊！

　　我想制止同学们的这种恶作剧，我想对他们讲道理，我想说出身不由人要重在表现，可我却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为我本人也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我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出生于书香门第，但在文革中， “非无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他们都遭到了批斗，父亲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由于我的家庭原因，我入不了团，更不用说象上调、推荐上大学这样的事。——那些我想也不敢想，绝不可能轮到我。能让我一直在小学校教书已经该满足了。我无法像那些出身工农家庭的知青那样理直气壮地批评学生。在那样的环境里，我必须谨小慎微，不能随便说话，否则会被批判“阶级立场问题”。我表现得十分无奈，有时我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小梅捡起地上的作业本。

　　看着小梅流泪的样子，觉得她的遭遇跟我有点像，心里涌出“猩猩惜猩猩”、“兔死狐悲”的感觉。回想文革初期，我只有读初一，正踌躇满志怀着高昂的斗志投身史无前例的运动，却被班里的同学“打入另册”，命令我们几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不准从教室的前门出入，而必须从后门走。而且红卫兵们说我们是“小牛鬼蛇神”，在后门放了一张课桌，“勒令”我们从桌子低下钻进钻出。还叫我们每天必须低头认罪。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羞辱，就称病请假回家，还叫母亲写了请假条。幸好一个女红卫兵以前对我印象一直不错，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批准了我的请求。如果不是后来不久学校全部乱了，红卫兵杀向了社会，我们班的闹剧还不知要搞多久。以后尽管“反动血统论”受到批判，可在实际生活中，它的影响一直存在着。

　　在四十年代，我父亲由于大学时英语成绩优秀，曾被学校抽调去为支援中国抗日的美军当了几个月的翻译官。这本是抗日行为，没什么过错，可在文革期间却受到审查。我家的住房被造反派强行夺去，父亲被毒打致伤。我和哥哥妹妹、父母，一家五口不得不挤在一间狭小的住房里，常常遭受造反派的骚扰袭击，在惶惶不安中度过。父母为此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摧残，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才四十出头就都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肺病等多种疾病。

　　父亲为了减少他对我的牵连，动员我第一批下乡。以后父亲虽然体弱多病，自顾不暇，却一直不放心我，担心我的前途。他一再写信要求我认真劳动，努力改造，争取上调。我怎能再惹事生非呢。

　　但我又不能容忍那些对小梅的侮辱。我对同学们说，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不要欺负弱小，不要打人骂人。可这种轻描淡写的批评根本无济于事，对恶少顽童没有多少制约作用。他们似听非听，挤眉弄眼的，根本听不进去。我稍微措辞严厉一点，他们就不作声了。看上去教室里平静了，可一出校门，他们便故态重萌，变本加厉地恶作剧。因为大人们没有停止对小梅父亲那些人的批斗，小梅就不得安生。

　　那时农村经常办教师学习班，斗私批修，让我们挖头脑中的封资修根子。报上也经常出现一些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斗争的学生典型，把教师们弄得人人自危。流源小学的老师们，除了一个大队派来管理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其他的全是地主、富农出身，早已经被斗怕了。他们平时对那些盛气凌人的大队干部子女就畏避三舍，怕得不行，一再提醒我，那些干部子女惹不起。我作为一个来“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又进了“臭老九”的队伍，更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被人认为是站在反动立场上，不要为一个地富子女去得罪“贫下中农的后代”。

　　在内心深处，我为自己不能阻止孩子们对小梅的欺侮而感到惭愧。教师本该扬善抑恶，如不能教人正直，那教师是干什么的？

　　我没想到，来到广阔天地，远离了上海家中那个伤心地，在如此偏僻的山村，也有这样幼小的孩子与自己同样伤心的遭遇。我感到无奈和悲哀。我竟不能对她有任何帮助和保护。我又能怎样呢？在任何人面前，我都不可以过多地流露出对小梅的同情。我只能在暗地里尽自己的力量安慰这个善良的孩子。

　　小梅很懂事。她看我不大会砍柴，在上山砍柴劳动时，总多砍几根，轻轻地说，老师，给你。小梅的父母是很本分的老实人，他们任劳任怨地平静地生活着。他们的住房让给我们知青后，一家人搬到了一座更加破旧、不避风雨的屋子里，也从未对我们知青表现出什么不快、反感或厌恶，而是显得朴实真诚。他们都有文化，所以对知青这样的文化人对知青显得尊重，十分有礼貌，谦和。

　　小梅的父亲懂医道。虽然村里一直在批斗他，可不少人有个三灾两病的还是愿意求他。他也有求必应，分文不收。其实村里有合作医疗站，中药西药都有，但小梅父亲的土方子似乎更有效。在我第一年病得迷迷糊糊时，连南昌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也束手无策，那次大队干部便喊来了小梅的父亲。但我不相信这位土郎中，坚持要到山外治疗。我的室友还把他辛辛苦苦采来的草药扔掉了。

　　我教小梅的第二年夏天，由于农忙太累，受了暑毒，我身上好几个地方长了脓包疮，疼痛难忍，不但发热，腰也弯不下去，面孔也肿起来了。我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去上了药，一个星期也不见好。过了几天，连额头上也长出了个很大的脓包疮，眼睛都睁不开了。

　　有一天，我到大队合作医疗站换药。回学校的路上，正好遇见小梅父亲收工回来。我知道他医术好，却有点不敢开口，怕他还记着以前我们知青不要他看病的事。他倒并不在意，似乎早就忘了。他主动打招呼说，怎么了？

　　我说长了个疮。他说，我看看。马上让我打开纱布。

　　于是我停在路边，扯下鼻梁上贴着的橡皮膏。

　　他说，肿得蛮厉害，不要紧，上点药粉三天就好了。我将信将疑。

　　他当下回家拿了点药粉给我，要我抹上，还说，三天之内不要换药，不要扯掉胶布。他还开玩笑地说，否则留下疤痕就破相了，小姑娘要嫁不出去了。我没想到这样身处逆境的人还有这么幽默的性格，心想就有疤痕又怎么。

　　到了第三天，寒热退了，腰也不大痛了，我摸摸脸上的脓包疮也似乎消下去了，而且有点痒，心想这老刘确实有两下子。一高兴，也就忘记疤痕不疤痕了，迫不及待地把额前的纱布拉掉了。因为天气热，捂着实在难受，而且我每天给学生上课，脸上遮着一大块纱布就象《十五贯》里的小丑。既难看，又影响我在黑板上写字。

　　我没有再去找小梅的父亲，连谢也没谢过他，直到我离开流源。因为有个女知青对我说， “几天前的傍晚，你和小梅父亲在村口干什么呀，看你们凑得那么近？我远远看到他好象他在用手摸你的脸？”我想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但她是我最好的同学呀！我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原来是那天我叫小梅父亲看我额头上的脓包疮，因为天快黑了，也许他凑得有点近，可根本没有用手摸我的脸啊。我对朋友解释清楚后，她说，对这种地富子女，还是要防着点。原来她是被阶级斗争搞得有点神经过敏了。

　　我心里打个格愣：幸亏那天是在村口，在大庭广众下，而且小梅父亲毫无过份的动作，连碰也没有碰到我；幸亏那个女知青跟我很要好，说话直来直去，不兜圈子，否则我被蒙在鼓里，被冤枉了也不知道。要是传出去，不了解情况的人说什么不可能啊！对一个女知青来说，名誉比什么都重要。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此以后，本来我就很少与人来往接触的我，在学校里就更加谨慎小心了。我再也没有去找小梅的父亲看病。事实上我早就听说，大队的诊所里有两个医师都有对女知青动手动脚的行为。而小梅父亲倒不是这种人，而且他在那种环境下也决不可能有这个胆量。

　　我常看到小梅的父亲和母亲同进同出一同干活的样子。小梅母亲也是个性格开朗的人。听说她也读到初中，在村里女人中是文化高的。他俩常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我曾想，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坦然面对生活对他们的不公。那时我们公社有个富农子女，因为长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多次挨批斗，精神受到刺激，终于在一个大雪天，在队里派他单独上山守夜看林子时自杀了。相比之下，小梅的父母是坚强的。正因为这样，小梅才能顺利地度过坎坷的童年。虽然小梅是不幸的，但她有这样的父母还是幸运的。

　　七四年我病重被送回上海后，听说小梅和全班同学一起大哭了一场。老师们要把我的东西托运回沪，小梅他们抢着搓草绳，搓了好几卷，还抢着帮忙整理行李。草绳多得用也用不完。

　　幸好过了没多久，四人帮被打倒了，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梅和她的父母再也不用生活在阴影下了。

　　算来小梅也有四十多岁了，这么多年来，不知生活得怎样，她那细细的眉眼，软软的黄头发，白净的小脸，委屈的神情，一定改变了许多吧。

（2003.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