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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当年，阿明是知青中公认的“英俊少年”。他那一对乌亮的眼睛嵌在两条浓眉下面的黑眼眶里，脸颊的两边还有两个深深的酒窝，清秀的脸上老是挂着淡淡的笑容。十八岁的阿明还有一副充满磁性的好嗓子，很爱唱歌。瘦高个儿的阿彦和矮矮胖胖的阿佳和阿明同队，是阿明的好朋友。三人总是形影不离。
1970年，那是我们上海知青下乡后的第二个年头。秋收大忙结束后，阿明、阿佳、阿彦向队长请了假，准备去山外的火车站托运樟木箱。那是他们请木匠打的，想运回上海，因为他们都有弟弟妹妹也要下乡。
一大早，他们来到碾米场，问碾米场的长根师傅要了几张空白发票，匆匆忙忙填上金额，便搭上拖拉机去了火车站。因为那时候公路检查站有规定，竹木器往外运要有发票，可阿明他们自己打的樟木箱哪有发票？只好动了这个脑筋。
阿明他们走后当晚队里发生了一件大事——碾米场失窃了。据碾米场唯一的工作人员长根说少了五十元钱，可抽屉又没有撬窃的痕迹。五十元可不是个小数目，那是半年的口粮款啊！他大呼小叫地喊来了大队干部，干部们便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当即向公社汇报。第二天公社便来了一行人，把碾米场团团围住，进行现场勘察。
一行人随着长根的指引，在碾米场房屋的后山墙上找到一个塑料鞋底的脚印。长根便说窃贼肯定是从那里爬进去的。当时除了上海知青，本地人很少有塑料鞋，而三个知青一同外出，也很象畏罪潜逃。很快，一行人来到知青屋，在阿明床底下找到塑料鞋，一核对，果然如出一辙。专案组很快成立，立即派人前往县城捉拿阿明他们。
那天掌灯时分，阿明他们被押回大队部，祠堂成了公堂，三个知青被五花大绑吊在柱子上。阿明平时聪明勤快，秧插得好，地耙得好，老表们挺喜欢这个“阿拉”，甚至有几个细妮还暗暗把阿明当成心中的白马王子，经常爱跟他开玩笑。这会儿听说阿明犯了事儿，大伙儿都将信将疑，不由得涌向祠堂。知青们也都被叫到祠堂去“受教育”。二十分钟过去，毫无结果，阿明他们三人矢口否认，都说失窃的案子与自己无关。围观的人有不少也在窃窃私语。女知青班长小刘悄声对站在一旁的我说：“我看阿明不会干这事，他在学校是中队长，来了以后也从不乱吃乱花，怎么会去偷钱呢？”生产队长平时跟阿明关系不错，心疼地走过去对阿明说：“嗨，你娃仔要是缺钱花，找我不就成了吗？眼下该咋哇就咋哇，早哇清了才好。”长根却以受害者的身份，激动地鼓动干部们要严加盘问，给点厉害，最好是分开审讯，否则他们不会交代。
于是阿明他们被分别押往三个祠堂，分头审问。长根用粗麻绳把阿明吊在大梁上，阿明两手被反绑着，两脚悬空，离地一尺多高，疼得他忍不住大叫起来。可他仍拒不承认。干部们叫来了两个身强力壮的老表，用碗口粗的大棒开始狠命抽打，阿明的叫声凄切，身体在半空中摇晃挣扎，景象惨不忍睹。这时候，从门外传来消息，说是吊在另一个祠堂的阿佳已经招认了。专案组人员找来了知青排长对阿明“劝降”。显然知青排长已经被找去谈过话，他丝毫没有流露出同情阿明的语气，冷冰冰地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你要争取坦白从宽，否则就要从严。
阿明气息奄奄地说，钱是我拿的，不是阿佳他们干的。长根气呼呼地嚷道：快说，是不是你翻墙进去，让阿佳在外面望风？专案组的人说，让阿明自己交代。阿明却说，我用钥匙开进去的，是上海带来的万能钥匙。专案组人员没听懂，站在一旁的蓝会计指着我说：林老师是上海阿拉，她懂。我只好把阿明的话“翻译”过去。蓝会计笑嘻嘻地拎起我的小辫子说，你要是偷了更好审，辫子一拎，还怕你不交代？我赶紧往外跑，这时阿明也被放倒在地，准备押往大队部去。
回到寝室，我心有余悸。和我同队的女知青阿瑜说，阿明也真是的，缺钱不找我们借，为了五十块钱，命都要送掉了。班长小刘却说，你太天真了，竟会相信。你难道没听阿明讲的跟阿佳、阿彦交代的都不一样？跟长根他们发现的也不一样？
我一惊，屈打成招？可谁是真正的作案人呢？鞋印又是怎么回事呢？大家暗暗猜想。小刘说，我看长根就很可疑。他香烟老酒不断，哪来那么多钱？阿瑜也说，长根上窜下跳最起劲，他说少了钱，谁证明？监守自盗也说不定。小刘说，没证据，谁敢说是长根？我说，可惜阿明他们已经招认了，再推翻就难了。应该让知青排长去找找专案组。
那一夜，女知青们谁也没睡着。
（中）
事情并没有照女知青们的想象那样，得到进一步深入的调查。知青干部们也许不敢去说——他们有个别人已被结合进大队革委会领导班子，或被列入推荐上大学的名单，也有的被指定为入党发展对象，但有一条，必须“听话，紧跟”，怎么敢在关键时刻唱反调呢？也许说了，没被重视——反正三个知青都承认了，已成了死老虎，谁还去找没影的真老虎呢。
专案组对男知青的住处进行了大搜查，“缴获”的却是一封给阿明的所谓“黄色情书”，其实内容除了对中断学业的惋惜，对家乡上海的怀恋，只是隐隐约约表达了那个女知青对阿明的好感，称呼和落款还是用英语写的。可专案组却如临大敌，因为这至少是“小资产阶级请调”，甚至还可以上纲上线，提高到反对上山下乡的高度来批判。
于是大队停工办了三天学习班，对阿明他们进行批判斗争。各队的知青代表轮流上去发言，每个人都得表态，“划清界限，肃清流毒”。写情书的女知青外号“洋娃娃”，理所当然地站在当中低着头，接受批判。
经过三番五次的交代、写检查，阿明他们总算过了关。可阿明经受不了这样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突发胃出血，一下子病倒，被送回了上海。
阿明走得匆忙，没能跟洋娃娃打招呼，在那种环境下也不敢单独去告别。他悄悄地离开了刘村。
阿明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洋娃娃象变了个人。不再爱说爱笑，不再拼命干农活，也不再老捧着英语书，变得呆板，迟钝，木纳，经常呆呆地望着远方，有时还莫名其妙地突然大笑起来。
同队的女知青们担心她精神失常，但她讲话时思维并不混乱，只是似乎变得玩世不恭了。
后来听说阿明在上海开了刀，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人瘦得变了形，再也找不出往日那个活泼、年轻、爱唱歌的阿明的影子了。
还听说阿明和家人一次又一次的上访，找了知青办、区乡办、省革委会接待办、上海市有关部门，都没有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只说经过再三了解，当时已经有结论，无法再重新核实，也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偷的。而且当时也并没有把阿明他们关押判刑，谈不上冤案。
（下）
七十年代末开始，许多冤假错案逐步得到了平反，阿明想为自己讨个清白，又开始了新的上访。再说阿明在上海的单位几次打算发展阿明入党，可阿明的档案材料里却有一份当年写的“认罪书”，组织上不免要打“格愣”。阿明入党的事便一直耽搁了下来。
积重难返，在“抓纲治国”的年代里，有多少大事要抓啊！一个五十元的盗窃案又算得了什么？几个小青年如果被错打了一顿又算得了什么？即便是冤枉的，那些打人的都是一些乡下农民干部，又不拿国家工资，没多少文化，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呢？许多当事人都不在了，为了这么点事兴师动众去查，即便查清了，也不可能再去追究什么人的刑事责任，因为在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为了一点小事上纲上线也不奇怪，知识青年被吊打，在江西某一个县就发生了一百多起——阿明的一封封申诉信最终得到的是这样的答复。
阿明默然了。
到了八十年代，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在大家看来，当年的知青生活艰苦，那怕偷吃了农民几只鸡，摘了地里几棵采菜，也算不了什么，阿明的旧案，也不了了之。他入了党，由于表现出色，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席。在努力工作之余，阿明发愤攻读法律专业的课程，终于通过了自学考试，拿到了法律大专文凭，后来又走上了党委的领导岗位。他的女儿品学兼优，阿明也让她报考政法系。他希望女儿这一代再也不要生活在没有法制、没有人权的社会中。
在纪念上山下乡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当年的知青办负责人、如今的知青联谊会秘书长告诉阿明，其实那五十元钱是长根自己拿的，当年因为贪杯挪用了碾米场的公款，怕追究责任，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栽赃陷害了阿明他们。因为他一直妒忌人缘好长得又好的阿明。后来到了八十年代，快要退休的时候，他自己退赔了那五十元。也许几十年来他也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吧。
真相终于大白。阿明眼前出现了长根那丑陋、长满瘌痢的光头，可阿明却无法产生仇恨，他只是充满了悲哀——退赔？他那被埋葬的青春，他的爱情，他的健康，是永远没有人会退赔给他的。人到中年的阿明，早已不会再轻易地激动和悲伤，然而，这会儿，他那清瘦的脸上仍止不住流下了泪水。洋娃娃那清纯可爱、活泼单纯的笑脸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阿明在心中呼唤：我的洋娃娃，你在哪里？
阿明交给联谊会秘书长五百元钱，作为给第二故乡希望小学的捐款，他希望农家的后代不再象三十年前那样贫穷，愚昧，无知，不要再出象长根这样的青年了。
20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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