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房精神

　　
　　我下乡的三间房生产队是全公社最贫穷的小山村。听公社干部讲，如果上海知青不来插队，上级正考虑撤队，合并给翻身屯。嫩漠公路从村中穿过，是新街基与外界联系的陆路必经之地，因而地理位置就显得格外重要。

　　三间房的穷是出了名的。与新街基、金山根本无法相比。当时外村人，包括其他生产队的知青，一说到三间房最大的特点就是馒头黑，而且黑得掉到地上都找不到，话语中多少带有一些讽刺和怜悯的意味。说实在的，我们每年春天看着金山的马队去地营子种地，那些高头大马披红挂绿，铜铃叮当，车老板挥舞着大鞭在空中啪啪作响。马队浩浩荡荡地从我们村中经过，着实把我们瞧得一楞一楞的。

　　我们虽然很穷，但对待朋友是真诚的。三间房的人更懂友情和关爱，而且更有团队精神。那时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知青从陆路回上海探亲都要在三间房落脚，头天傍晚到三间房住一宿，赶第二天呼玛去塔河的大客车。如果大客车坐不上，只能搭卡车。碰到不顺利的走不了，只好再住一天。三间房没有旅店(也曾有过，但没有知青愿意去住)，来了知青，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由我们安排住知青宿舍。知青情愿自己人两人挤一个铺，也要让赶路的老乡好好睡一觉，从来没有怨言，不图感激回报，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因为我们第二天还要参加繁重的劳动，紧张的站岗。粗算下来，我们三间房的知青每年能够在自己的铺上睡个安稳觉的日子不会超过三个月，我每年用于招待过路知青而用去的饭菜票要超过我收入的一半以上。所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很穷，但是我们三间房知青最富有人情味，全公社认识我们三间房知青的朋友也最多。虽然事情不大，但我一直引以为豪。三间房培养了我热情好客，友善待人的性格。

　　正因为三间房穷，我们知青要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别的生产队用大马拉犁，而我们用人拉犁；别人都用上了电灯，而我们只能点油灯；别人用上了"康拜因"，我们只能用"马神"。公社干部被安排到三间房下乡，是要有勇气的。因为活儿累，又吃不好。有"康拜因"的生产队，每年入冬后早就粮食入仓，上山倒大木去了。而我们仍然在场院没日没夜地打场，男女干一样的重活，吃一样的黑馍，每个劳动日才几毛钱。但就是这样艰苦的磨难，培养了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坚强意志。队长的刚毅、书记的正直、乡亲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已经潜移默化地注入了我们的血液。

　　到我们离开三间房时，小山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分变高了，馒头变白了。电灯、机磨、拖拉机、"康拜因"应有尽有，生产、生活热气腾腾。不少知青都说，我们给生产队留下来一笔不小的财富。这是事实，我们并不后悔。我们失去了最好的青春年华和物质财富，但和我们得到的精神财富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正是这些精神财富，使我们在充满竞争的城市生活中得以生存下来。

　　我们这批知青回到上海后，找工作、读书、成家、立业样样白手起家，从头做起。要在社会上立足，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所付出的艰辛，同样不亚于农村。

　　几年过去后，才开始有好消息传来：张大东成了著名的心脏病专家，方振玉当上了学校校长，冯震领导着上海一所著名的实验学校，曲光辉成了香港一家著名公司的董事长，张立平当上了工业系统的局级领导，至于教授，高级工程师更是不计其数……。可是更多的知青同学生活在社会底层，面临着下岗、转岗、退休的困境，每当我看到下岗的同学，心里总不是滋味。

 2001年9月22日，我回到阔别已久的呼玛。看到变化了的第二故乡，回想往事，思绪万千。我多想再多住几天，自己驾车驰骋在那熟悉的山路上。北疆农村的十年岁月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它造就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三间房精神将伴随我从过去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