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的牵挂——贾宏图上海知青系列故事之五十八

　　广阔的东北大平原，让人激动不已。列车一过山海关，他就有点坐不住了。趴在车窗前，那曾熟悉的山水，他总也看不够。那里有着他太多的牵挂，这牵挂让他食寝不安，让他归心似箭。

　　二十五年前，在那个阴冷的春天，他——19岁的上海知青曲胜辉也是坐这趟车，穿过东北大平原进入北大荒的。那是一次青春的放逐，他像没根的草，被狂暴的风雪卷到了那遥远的地方。那根就是父亲，他于1937年参加革命，1968年却以里通外国的罪名被抓，这位长期为国家安全斗争的公安干部，最后冤死在自己的监狱中。申冤无门、生活无路的曲胜辉，告别病卧在床的母亲和弟弟曲光辉，上山下乡到黑龙江去。因成分问题不能报名到兵团，只能去插队落户了——目的地是德都县太平公社庆丰大队。几个月后，光辉也走了，他去了更远的地方——呼玛县的金山公社的察哈彦大队。弟弟本想投奔哥哥，几次写信与哥哥商量，可母亲说，你们不能死在一起！父亲的死使妈妈心有余悸，颠倒黑白的政治运动更使妈妈感到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于是弟弟翻过了大兴安岭，进入了黑龙江畔那个与鄂伦春人相邻的小村落，而哥哥胜辉在小兴安岭南坡五大连池火山地带的一个小村里落脚了。望着春雪还没化尽，如沉睡般的黑土地，他感到心都在发冷。

　　渴望阳光的胜辉以为，只要好好劳动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争得自己的希望。他知道父亲的“问题”很严重，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是无论他怎样卖力的干活，等到村里政治学习，庆祝“最新指示”发表的时候，大家都在队部开会，他却要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在马号里受训，他开始为自己辩解：我是毛主席派来接受再教育的，我是知青点的排长。队里调整安排，每逢其时他就与管制对象一起到磨米厂干活，后来磨米厂的夜战成了胜辉的“官活”，他干了一宿又一宿。可到了年终，他的记工本上却没记几个磨米工，而同时一起劳动的“黑五类”记的工比他都多。忍无可忍的胜辉找到了大队部，南炕坐着大队书记，北炕躺着队长。队长接过胜辉的工分本看了一眼，“啪”的一下扔在地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还来要工分！”他大吼。胜辉说：“我是知青！不是阶级敌人，为什么不给我记工分！”他毫不退让，和他大吵，把压在心里的怒火都放了出来。大队书记把他们拉开，胜辉含着眼泪走出队部，他在心里发誓，我要让你们看一看，我曲胜辉不是孬种！

　　在后来的日子里，曲胜辉吃苦受累，默默地表现，他成了村里知青的带头人，真的当上了县里“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典型，他还入了党，当上了大队书记。在他最受气的时候，上海慰问团到访，公社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乡亲们夸他，可会上传言他爸爸是坏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村里的老王大爷开会回来说：这孩子屈啊！他爹当干部挨押，死在狱里了。依我看，他爹不该是坏人。曲胜辉听说后，晚上悄悄找到老王大爷家，让老王大爷当面把这话再说了一遍。听了这话，他笑在脸上，苦在心里。

　　那时因为村里被征了过头粮，知青们和老乡都吃不饱，连饲料都当口粮吃了。后来知青天天顿顿吃土豆蘸大酱，连穷乡亲们看着也心痛。胜辉发现自己的枕头底下经常有人放几个豆包，那真是救命的干粮啊！经过一番侦察，他发现有个女孩子，悄悄给他送吃的。那女孩子姓曲，因为成分不好，她的父亲常和胜辉一起改造。他总对胜辉说，咱俩都姓曲，是一家子。可是胜辉实在不敢坦然接受这善良的交往，可怕的成分问题使他唯恐避之不及。胜辉总是躲着“一家子”的接近，可是却接受了另一个姑娘大英子的关心，他高兴地把豆包的美味写信告诉了妈妈。以致回到上海见到妈妈时，妈妈问：豆包姑娘长得漂亮吗？他愣愣地站着，只是傻笑。有一次大英子送好吃的，不像往常那样转身就走，他知道大英子有话要说。大英子望着他，眨了眨大眼睛，好像是边想边说：曲，瞧你这么造害自己，你不怕生病！大英子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可是胜辉却一直在琢磨她的话。这话，他时时在想，一直想到现在。大英子家的成分也不好，可她不姓曲，没有称呼“一家子”，这是唯一使曲胜辉感到值得庆幸的理由。

　　那时队里在离村子几十里的一个叫“南大荒”的地儿开了一片荒，农忙时要派几十人去干活。队里安排老谭头去给大伙做饭，打下手的有胜辉和大英子。他们起早贪黑地忙，大英子特别能干，灶上灶下的活都很在行，和她在一起，胜辉觉得艰苦的日子里有了一些欢乐和笑声，劈柴挑水时还哼着小曲儿。休息时，他们俩就挤在窝棚里的那铺小条炕上。有次太累了，胜辉嘴里还嚼着馒头就睡着了，醒来时，胜辉发现满口的馒头已经馊了，酸酸的。自己却和大英子挤成了一团，而她呼呼睡得正香。他不敢动，有点紧张地假装睡着，一直等到大英子醒了，翻身叫起他。先人说，“食色性也。”在那个特殊的季节，他们为了食而忘了色，真是令人感动的两小无猜呀！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时候，一个朴实的农村姑娘给自己的温暖让胜辉难以忘怀。后来，在离开黑土地的若干年，他听了那首歌——《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一唱起他就止不住要伤感，他还写了篇散文《我的大英子》……

　　每每想到这儿，胜辉会流下眼泪。这时“一站站灯火扑来，像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在大东北这个平静的夏夜，望着北去列车的窗口，他想起，老谭头会在半夜过后叫起他，再摸黑去叫醒鼾睡中的大英子，于是一阵不出声的紧张忙活。他们要在黎明前蒸出几锅大馒头，昏暗的小油灯映出了老谭头揉面的影子，灶坑里的火光给大英子的头发染上了一缕金色，她总爱噘着嘴烧火，那火也许会更旺些。他还记得，和大英子挑着饭担并肩走在“大荒地”的绿山坡上，两人边走边留神着小路旁的草丛里红红的野草莓。他去泉子挑水，大英子爱跟在后边，泉边的马兰和芍药特多，他没见过那么美丽的野花，那蓝色的马兰花是个故事，它象征着一个勤劳勇敢的好小伙，那大朵的粉色的芍药花就像是美丽的大英子。他们也曾坐在窝棚前的羊栏旁，默默无语地看着如火的夕阳沉入山脊的后边。

　　 1973年，已经当上了大队书记的胜辉顺利通过了文化课考核，被推荐上大学，可到了县里却被文教科拿下来了，原因是出身不好，政审通不过。当时的县委书记听说后亲自找到文教科请教：“小曲都入党了，还当了书记，怎么就不能上学，你们那个政审标准比共产党还严吗？你们那是什么大学？”文教科马上又给胜辉调剂了一个指标，还是一个上海的大学。可这回，他坚决不去了！人争一口气！这下子，他又成了扎根农村的典型，县里安排他到各乡作报告，号召知青们都向他学习。上级把他当作县级干部的苗子培养。县委吴书记还陪着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坐着吉普车专程到村里来考察他。老乡们说，这个书记和别人不一样，当了书记还和大家一样干活，记一样的工分，不要队里的补贴。因为队里事多，他不能到“大荒地”干活，一有空就给男人不在家的老乡家挑水，为了一次能多挑水，他特制了硬扁担，还让孟铁匠给打了两副双向的粗铁钩子，一次能挑四桶水！老乡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书记！

　　这时，胜辉给母亲写了信，谈了领导和当地乡亲对自己的厚望，妈妈马上回了信：“你糊涂呀，千万不能当干部，你爸爸就是死在这上头的！”不愿意让母亲再伤心的胜辉，最终还是听从了她的希望，放弃了提干的机会。1975年10月，他又经推荐到哈尔滨上了大学。走的那天，全村的人都出来了，大家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可就没有大英子的身影，她已远嫁外村，这之前她有意和胜辉疏远了。那一天，胜辉一步一回头，看着知青点的大草房，看着牛马成群的村子，看着依依不舍的老乡。村里的马车把他送到了县城，第二天又把他送到了北安。车把式是笑嘻嘻的王树清。他在“大荒地”赶犁杖时，笑嘻嘻地钻进了小曲的被窝，从此除不尽的大虱子开始寄生在胜辉的身上。胜辉走后不久，王树清媳妇曹姬兰便病故了。胜辉为此深深自责，因为自他走后没人再按时给她打针，对于缺医少药的农村，其结果可想而知。她做的黑布小棉袄一直陪伴着小曲过了许多年。北大荒人的友情使曲胜辉在家破人亡的文革中感受到了真挚的爱。

　　在大学里，他还是那股劲，因星期天经常去扫厕所，后勤处表扬他的大字报贴到了教学大楼前。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又被留校当教师。父亲被平反后，学校正要重用他，胜辉调到了青岛，在山东省国际贸易研究所工作，几年后他成了研究所里最年轻的副研究员，并当上了研究室主任。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胜辉时常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善解人意的妻子说：回去看看你的牵挂吧，如果有“孽债”就领回来，我养着！

　　于是就有了1994年6月的那次返乡之旅。他牵挂谁呢？是那片黑土地，是那里的乡亲，是培养过自己的老领导，还是含蓄的大英子，他也一时说不清。反正恨不得一天就飞到庆丰村！

　　在这北去列车不眠的夜晚，他看了很久，也想了许久……

　　火车到了哈尔滨，曲胜辉马上换汽车，当天就到了德都县(现在为五大连池市)的庆丰村的合心屯，那是他当年下乡住的地方。乡亲们以最高的礼仪欢迎曲胜辉，他是二十多年来第一个回来的上海知青，家家请他去做客，盘腿坐在那热烘烘的土炕上，喝不完的酒，唠不完的嗑。他见到许多人，就是没有大英子，屯子的人说，她的命硬，出嫁不久，男人死了，改嫁后，还是把男人克死了。好多年没回来了。他想去找她，村干部说，别见了，“老模砢碜眼”的，看了难受！要看你就看看王亚文吧，她等刘行军都等了20年了，都快不行了，你去看看她吧！

　　什么，王亚文还在等刘行军！胜辉大吃一惊，刘行军是和自己一起来到合心屯的，他父亲曾是上海市劳改局长，两家的大人孩子都挺熟的。他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工作，也早就结婚。他们已有二十多年没联系了。一见王亚文，胜辉的心一下揪起来了。当年她和大英子都是村里漂亮的姑娘，可现在消瘦、憔悴和苍老得已没有了当年的模样。严重的肺病使她连说话都费劲。为了见曲胜辉，亚文特意打扮了自己，换上了漂亮的裙子。曲胜辉觉得花红的衣着陪衬着亚文的苦脸和病态，很像某个电影中的悲剧情节。亚文边咳边说：“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我以为你们就像一群外星人，突然来了，又突然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她特别高兴，可还是特别伤心。她哭着，说着，歇了好几气，说了好长时间。当天没说完，第二天又接着说。

　　她说了和刘行军的许多事，胜辉也是第一次听说。当时，16岁的行军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一次给亚文的父亲下错了药，抢救了一宿才活过来，亚文要找行军拼命。从此行军为了赎过，几乎天天到她家干活。一来二去和比他小几岁的亚文有了感情，亚文给他写过情书，行军也吻过她一次。当时小亚文吓得手脚冰凉，但她认定自己就是他的人了。1976年夏天，他们已经准备结婚，这时行军要到上海华东师大上大学。临走时，他许愿，学成之后一定回来。1980年秋天，行军该大学毕业了，痴情的亚文天天到几十里外的火车站接他。没想到行军来信说，他毕业后分到了上海，在闵行区的一所小学教书，不能回来了，亚文不吃不喝，哭了二十多天。1987年她得知行军结婚的消息后，吃了100片安眠药，在医院抢救了7天7夜，出院后，她独自在县里照了一张以上海火车站为背景的“结婚照”，虽然没有新郎，她也很满足了。从此她一病不起，吃什么药也不见效，她的体重只有70斤了……

　　胜辉回村的那几天王亚文很激动，她苦挨了近二十年，无人可倾诉衷肠，这回终于把快烂在肚里的痴情话全倒了出来。说话之间，她的眼睛放着光，就像又回到了人生经历过的梦境。她不怕被曲胜辉取笑，不怕被误解，不怕敞开的内心被伤害。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固执地，自顾自地在说。她不想让这次对话中断，她一定要说完她想说的话。为了能不被干扰地继续说话，王亚文几次要求更换谈话地点，从热炕头到学校的空教室，从室内到户外，从白天到晚上。王亚文的执著和谈话的避人，使曲胜辉感到有些不便，这毕竟是一男一女的谈话。然而曲胜辉只能迁就，谦让。王亚文说话的有气无力和清晰传出的哮鸣音使曲胜辉不敢说也不敢问，生怕一个敏感的话题使王亚文情绪波动。他甚至以为王亚文的生命处于一种回光返照之中。为了认真地倾听，曲胜辉的回乡计划被打乱，行程一再变更。他真的担心王亚文的身体状况，后来这种担心持续了许久，一直到他们破镜重圆之后许多年还在担心。

　　王亚文终于说完了，极度兴奋的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气息奄奄了。她的生活中好像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更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对于人生她既无牵挂，也无任何奢望，似乎她把什么都放下了，只等着生命的油灯熄灭。

　　老的牵挂没有化解，胜辉又带着更沉重的牵挂回去了。他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救王亚文，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大英子一点帮助，他的心情很沉重！他托许多在上海的合心屯知青寻找刘行军，可是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刘行军，他就像在上海蒸发了一样。这年曲胜辉从青岛回了一次上海，在徐家汇的一家商店，他透过玻璃窗看到街上走的一个人有点像刘行军。他惊喜地跑出商店朝那个人身后喊了一声：“刘行军！”那人回过头，半天他们才互相认出来。他如此这般地说出了王亚文的现状，行军流着泪表示，我一定要把她接到上海！胜辉给了他一番忠告，你已经伤了一次亚文，不要再伤害她了，她已经受不住任何打击。她已不是当年的亚文了。那年冬天，已经和在美国的妻子离婚的刘行军当真把亚文背回了上海，和她结婚，帮她治病。他们幸福生活了十年后，刘行军又患了肝癌，王亚文又千方百计地为做肝移植筹措资金。胜辉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了当年也在合心屯下乡的知青，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策划人杨东平，他的同事张悦在她的《半边天》节目中把这个故事推向了全国。于是被感动的许多人得知行军得病的消息，自动捐款，再加上王亚文和亲友们的积蓄，共凑了20万元，刘行军成功地进行了肝移植手术。这个真实的“小芳的故事”让他们成为“2004年最能感动上海的人”。

　　成全了王亚文和刘行军的幸福并没有减轻胜辉对合心屯的牵挂，从那次回去以后，他几乎年年都要回去，有时一年回去两、三次。2005年和2006年的夏天，他和当年在这里插队的老知青们，领着自己的孩子来到了合心屯，开展“新老知青返乡支教”活动。那些孩子中有中学生、大学生，也有研究生。胜辉的女儿和许多知青的孩子参加了小知青的队伍。老知青和小知青们捐款在村子建立了有1200册书的知青图书馆和有两台电脑的信息室。如今这图书室和信息室成了村里最主要的文化设施了，也许村里的孩子们就从这里走向外部世界。

　　胜辉这些大知青有意做了安排，让小知青住进了他们珍爱的故居。小知青在日记中这样记述：“我们这次合心屯所住的草屋正是30年前的知青宿舍，如今岁月已让它显得破败不堪，俨然一副危房状态：草屋的墙已东倒西斜，屋顶有不少用板遮盖的漏洞，窗户的玻璃残缺不全，用塑料布封着口。第一夜因为准备不充分，我们中的六个男士不得不挤在一铺炕上，两人用一个枕头、三人盖一条被子，留给每个人的狭小空间迫使睡觉时手只能放在胸前，翻身更是一种奢望。此时此地，听到屋外的雨声和屋内漏雨拍打窗沿的节奏，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是的，睡惯席梦思的孩子们在这漏屋夜雨中，真该好好想一想了。想一想自己前辈的过去，也想想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第二天，他们一睁开眼睛就被热情的农村孩子包围了。他们教这些孩子学英语、学电脑，也教他们唱歌、跳舞、画画、弹琴。村里的孩子们领着他们骑马、干农活、赶集、采野花。城市的孩子们感受到了北大荒土地的广阔，也经历了突来的风雨，他们是这样记述的：“我们刚到的那天傍晚天气突变下起大雨，气温骤降了10摄氏度左右，回宿舍的路上大家都没带伞，而且只穿着夏天的单衣，在风雨交加中所有人都瑟瑟发抖，到后来甚至惨叫声此起彼伏——这真是平生第一次被这样冻到了骨头里。最终一群落汤鸡跑到了屋里，一个个蜷缩着发抖，此时炕已被烧得很暖，我们这才感到东北热炕头的魅力，赶紧一起挤上去。难怪老知青总说，当年最舒坦的事莫过于躺在热炕头上不出来。”经风雨后，更知热炕暖。这种真切的体验对他们的人生都有意义。他们还和当年知青一样自己起火做饭，第一顿饭的菜谱是：炒土豆丝、炒豌豆、地三鲜、干烧茄子，还整了两盘西红柿炒鸡蛋，切了盘黄瓜和葱蘸酱吃。老知青们很吃惊，这帮孩子还是很有生活能力的！在只有十几天的合心屯的日子里，知青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忽然长大了！更没想到的是孩子们对知青运动有了新的思考。小知青、同济大学的研究生张屹南提出了“新知青”的概念，他说：“我们这些当年上山下乡知青的下一代人，应在新时代中同样继承父辈与农村建立的深厚友情，尽可能地走出城市，来到农村体验交流，从而建立起农村与城市合作和沟通的纽带。”

　　“新知青”们已经开始实践自己的思想了。曲胜辉的队伍越来越大。他说，现在有更多的孩子报名要参加每年的“新老知青返乡支教”活动，有的孩子每年都去，海外的孩子们也开始报名。胜辉很欣慰，从一个人和一些人对一个村子的牵挂变成了更多人对农村、对农民和对农业的牵挂。这正是“新知青运动”的意义之所在。

　　还要交代的是，王亚文和刘行军也和孩子们一起回到了家乡，见景生情，他们恍如隔世。曲胜辉意外地碰到了回村办养鸡场的大英子，岁月无情，物是人非，他们不知何言。他说：“我回大荒地了！”她说：“你怎么不叫着我，多少年了，我也想去看看！”他说：“下次吧！”胜辉又怀着惆怅走了。他还会来的，就像老房子的燕子，飞走了，还会回来。

　　“天上下着细雨，脸上流着泪水，那梦中的小村庄，我又回到这里……”这首由小知青们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开始在合心屯，在上海，在老知青和小知青之间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