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0年八月十一日晚十时许，我和近百位知识青年从上海铁路北郊站乘上火车，奔赴淮北大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隔三十八年后，我再次踏上这块土地，仍然是那样激动，那样激情，因为这蒙城—辛集—云井已经成了我的梦萦魂绕，我的理想、我的热血、我的爱情、我的青春曾经在这里勃发和荡漾。
一、八月十二日早晨六时，列车停靠蚌埠火车站，一位敦实的男子来迎接我们，蒙城口音夹杂着普通话，我们听来似懂非懂。他自我介绍姓名张瑞泉，是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干部。他大约比我们大八、九岁，从此都称呼为“老张”，一直以来，他对知青关怀照顾，这次返乡，他前来看望并设宴招待我们。
中午时分，汽车到达辛集，那是公社的所在地，我们举眼望去，百米来长的集街，黄黄的土路边低矮的砖土房不很整齐的排列在两旁，“看，那是饭店……、供销社”，“啊，邮局！”左侧那间门上涂着绿色的小屋吸引了大家，要知道，今后它将是维系我们与千里之外亲人的纽带啊，它是我们心中温暖的港湾！
开饭了，公社干部们热情地招呼着，只见一个个盆里盛着黑呼呼的菜：茄子、粉条……，另外还有一盆馍。这咋吃啊？有的同学拆开了网线袋，取出了饼干，有的甚至吃起了奶油蛋糕。不一会儿，砖土地上已是狼藉一片了，半拉白馍和剩菜扔了一地。看着这个场景，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若干月后，这恐怕就是一顿盛宴了？以后的生活果真验证了我的预想。
这次返乡，我们一行行走在当年公社的老街上，寻觅着记忆中的一切。我径直来到了街南头的辛集中学，当年赶集或到公社，我总要来这里弯一下，探望老师朋友，感受学堂气息。此刻，我轻轻地推开大铁门，迎面入目的是已翻建成三层的教学楼房，呵，这原本是并列排开的教学平房的旧址。周日的校园在晨曦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宁静安谧。在街中的拐角处，我们惊呼起来：这不是公社食堂的小屋吗？原来公社大院已经因修建被打通成了路，于是，食堂小屋就裸露在外。再朝前去，我们走在了当年的砖土地上，跨过陈旧的行将倒塌的狭小的过道，公社大院后排当年最为气派的砖瓦房显现在眼前：党委书记办公室、政工组、武装部，看！广播站还在，它可是公社党委的喉舌啊，昔日的早晨六点和晚上八点，全公社社员都从话匣子里收听从这里发出的声音。在初冬温暖的阳光下，我们按下了快门，留下了珍贵的记忆。
二、在上海报名后，我便得知自己将要去一个叫“方井生产队”的村庄插队，于是，我们一组五个知青的行李上都写满了“方井”字样。在公社简短的欢迎会结束之后，各队老乡们对号入座前来领人,我们方才得知，“方井”原为“云井”，是因村西头那口井能打出清澈甘甜之水，加上云姓而得名。从蒙城到上海几经周折，“云”被误写成了“方”。于是，云井的乡亲们赶紧地把我们的箱子 、行李 、网线袋装着的脸盆等物品统统搬上车。我抬头看去，那是一挂怎样的车啊：全木打造、方方正正、四个大木轮用铁皮紧箍着，整个外形类似古代战车。两头健壮的公牛牵动它朝前开去，发出吱呜吱呜的声音。此时，人声喧闹，马车、牛车、驴车排列成行，黄土飞扬，其阵势倒也颇为壮观。
二、“上海学生”是蒙城老乡对我们的“爱称”，他们认为我们来自大城市，有见识。青年农民谢朝民、云广美、小牛、小党、小华时常到我们的土屋来串门，我们则夸大地向他们讲述着上海，上海的弄堂、电车、马路……，他们听了，露出向往的神情。他们十分羡慕我们穿着半统胶靴能在雨天的泥水地里嚓来划去，他们啧啧有味地尝着上海糖果，还把糖纸仔细地熨平收藏；他们把我们带去的“痰盂”称之为“花碗”，十分的不能理解并且诧异道：这么精致的搪瓷花碗你们竟然用来尿尿；刚去的前几天，一群孩子围着看我们刷牙，他们还搞不懂，清晨起来你们这些学生怎么捣鼓得满嘴泡沫？
但是，也正是这些乡亲，手把手地教我们干农活，抬土挑粪时总是悄悄地把筐的重头往他那边挪。家里有了什么好吃的，会让孩子给我们送些来。遇到分包干农活，我们毕竟身单力薄，他们又会不需要动员或要求的，悄悄地帮着我们。那时我们年轻好胜，麦收打场还和他们比赛扛口袋，甚至摔跤斗乐。
我在云井与乡亲们共度过两个春节。第一年下乡已是夏末，考虑到家庭经济的原因，也想在农村有个好表现，于是我写信与父母亲商量，得到了支持，我和郑志明同学便留了下来。从除夕夜开始，云井的二十六户老乡给我们送来油炸绿豆丸子、锅叶子等过年才能吃到的自制食品。他们不再让我们做饭，每天，轮流地来请去家吃饭，有的还请吃了多回。我呢，就用自己从小练就的毛笔字为他们写春联，也颇受欢迎。公社组织我们留下过年的学生去吃忆苦饭，实则是让我们饱尝思甜宴。在云井，我学会了喝酒 ，学会了行令划拳 。记不清了，我们摘过多少老乡自留地上的菜，尝过多少结在树上的果实，吃过多少家的饭啊！至今，我的齿缝间仍然余留着红芋干酒的厚醇猛烈和酱豆子的咸辣芳香。
三、云井的老乡认为我们有文化 ，处事公道 ，几任队长对我们都很信任并委以 “重任” 。于是，我便掌控了云井的“秤”和“帐”。午收和秋收后分粮、分油、分副食品都指定由我掌秤，老乡们对操作时的秤高秤低一概无话。为解决缺料少肥的问题，队里发动挖草积尿，还让我来过秤记工分。
青草一般是各家的孩子挎个粪箕子来的，青草里混杂着泥土或水，我凭观察大致扣除些斤两，倒也没有过多争议。那天，我发现一孩筐内土比草多，于是带有惩罚性地多扣了几斤分量，那孩便哭着回去了。一会儿，一个粗壮的中年汉子冲到我的跟前，骂骂咧咧的还挥手舞拳，我尽力保持着冷静，以理力争，但也怕他失去理智乱来，另一只手攥紧了那个足有五六斤重的秤砣。没料想，那汉子看到周围气氛不对，很快便收场了。事过后他向我道歉，于是又和好如初了。
给瓦罐里的尿过秤，恐怕一般人都未曾干过，这可是个技术活。队长教我：过秤之前先要用树枝把尿“搅”一下，有泡沫且稍持不散的，那是真货，反之就是兑了水的，你可多扣斤两。于是，夏天的中午，我一手拿秤，一手扬枝，赤着脚忙活在村东头的粪池边。
我担任云井的记分员，每天每个劳力可出三个工，早晨工三分，上午和下午工各四分，需要加班及另加工分由队长决定。那个年代，社员靠工分吃饭，所以对工分帐目“盯”得很紧，每人的工分簿上，你可不能有一点的马虎和偏袒。
那时很穷，到了年末，队里便组织磨豆腐、推香油、做粉条，除了分给社员改善生活以外，多余的拉到集上去换些现钱，那就有了稍许收入。云井有一个木匠铺，有两个小有手艺的老乡操持着，根据定作方的要求做个箱子软床、整个犁头扶手、打口棺材什么的，活毕交货付现金，偶尔也可赊帐。我认真地记着帐，把钱小心翼翼的锁入箱里，但经手的钱始终积累得不多。记得那年秋天，队长与几个老把式商量着想去买一匹马，好给那头健壮的大黑公驴配对生骡子。于是，卖掉些余粮连同我管理的现金，总共约一千多元钱，几个老乡跑到利辛县丹凤集牵回了一匹绛色的母马。全村老少都来观看，热闹的像过年一样。心急的几个赶快把母马拉去饲养棚与大黑驴配种 。不料想，这是匹病马，到了冬天就一命呜呼了。于是 ，队里又给各家分马肉吃，不过这次是要收现钱的，毕竟大大地亏本了，多少要取回些成本，到结算时总共才收回百十元钱。
我在云井学会了珠算，队里便派我去参加大队年终分配算帐，我十分乐意，一者可以了解大队及生产队经济状况，二来在这十天里我去的四个队里管吃管喝，食来无忧矣。然而，我更了解了中国最低阶层农民的经济现状。以一九七0年云井村为例，一工分值六厘，每天一个全劳力十一个工分价值人民币六分六厘。到了一九七四年，一工分值一分三厘，已是翻了一番多了。当时小麦亩产量约一百五十斤左右，能收到二百斤已是高产了。全年每个人可以分到的细粮是三、四十斤，而红芋倒能得到千余斤。一九七二年水灾后的秋天，我连续吃过一周的红芋煮胡萝卜，真是倒胃啊。
淮北的农村贫瘠而落后，在连天的阴雨时节，我的心也是阴沉的。多少次啊，我徘徊在田间阡陌上，徜徉于河坝堤沿边，久久地想着一个问题 ：我的前途在哪里 ？我将走向哪里？这样的思索往往没有结论，我在心里知道：你只有朝前走而不能他顾！
四、那时，我们正值年少好胜，也想有个好表现，逢着个招工上学的也有个机会，于是就卖力干活，尽力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那年冬天，公社组织兴修水利挖大河。我与全队男劳力来到八里高生产队，那里的老乡腾出猪圈，我们用干土填平再铺上麦秸，就算是床了。每天天蒙蒙亮，扛锹背筐行走四里路来到工地，挖土抬筐地一层层往下去。十多天后，已挖到两米深“龙骨”层，这是工程预定的底部，水慢慢从四周渗出汇拢，我甩掉胶靴赤脚用锹奋力朝上摔土，不料，一下子用力不当，土出去了，手却缩不回来，右背部位被拉伤，从此落下了痛根。
大队党支部对我关怀和教育。那时开展科技种田，大队让我去公社学习培育“5406”菌种技术，回来后与其它两位社员一头扎进简陋的、黑黑的“实验室”，两周后果然育出了那微热的、略有香味的菌种。大队欲开挖一条贯穿全大队的东西走向的灌溉水渠 ，许书记让我参与规划 。我踩着没膝的积雪，迈走在云井到谢瓦房约十里长的田间小道，用秫秸标出路和渠。开工时，我又手拿铁锹和皮尺，俨然成了督查者和验收者。
公社让我参加一些采访和编写稿件，给了我很大锻炼。也经常让我参加一些会议，使我有了见识。一九七二年冬天批林运动开始，在公社简短的培训之后，我走上大队的讲台，讲解相关的批判材料。毛主席发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列主义”指示，一九七三年夏天县委举办为期一个月的专题读书班，学习列宁名著《国家与革命》，我与辛集公社十来名干部一同参加，通读原著、讨论争辩，我还代表公社作了交流发言。结业时，时任县委书记的俞自由同志到班讲了话。
一九七四年八月三日，在云井村口的那片树荫下，由大队党支部书记许振甲主持，我庄重地宣读入党志愿书，大队会计谢春友、民兵营长谢志仁作为介绍人介绍了我的情况和劳动表现，党支部委员们举手表决吸纳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公社党委派员去上海政审后，很快作了批准，我成为辛集公社较早入党的知青。这次返乡，得知许书记因病已去世多年，谢春友和谢志仁外出而未能谋面，很是遗憾。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上午，我离开了那个插队务农四年零五个月的小村庄云井。那天早饭过后，全村男女老少百余人一直把我送到村东头那棵大树下，我回头挥手洒泪慢步而去。这个场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而挥之不去。
五、我是上海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在父母亲的安排下，先去了宁波老家想投亲插队，未被当时当地的政策允许，在那辗转五个月后返回上海。那时区和学校大规模上山下乡安排已经结束，我们这些残余者是拼凑后组团的。当时家里希望我去的地方离上海近些，插队的去向就只剩下淮北了。对于淮北，小学时曾读过安徽作家陈登科的长篇小说《风雷》，就留下了刮风雪、吃狗肉、盐碱地的稀少印象。我通过就读的北虹中学报名去安徽亳县，约七月下旬便可动身。在中学当工宣队员的二姐得知八月份有一批去蒙城的消息 ，便拿来地图丈量 ，蒙城距离上海略近些，于是，向学校作了保证后重新报名。这是一条有缘的线啊，连起了我的伴侣。在辛集，我相识了在辛集公社李庙大队插队的女知识青年陆鸿英 ，她能吃苦耐劳 ，处事干练，为人热情。在淮北大地务农的八年里，当过生产队长，担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接受着并带领着贫下中农战天斗地，与他们结下了情谊。共同的志向、共同的秉性爱好、共同的人生价值观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的话语，甜蜜的恋爱使我们似乎忘记了艰苦的生活，忘记了顾及今后的前途所在，互相帮助，互相鼓励。艰难的岁月过去了，我们终成眷属。这次返乡，她得知当年对她们插队小组三个女知青十分照顾的队长已于五年前去世时，便想法找到了他的儿子（下乡时他尚在襁褓之中），陪同着来到队长的坟前，洒下祭拜的泪水，寄托深深的哀思。
后记：这是一篇我早就想写的生活记事，酝酿在腹但终不成文。此次返回蒙城再燃激情，遂起草成篇。不料，次日开机，发现所存文章不翼而飞了，赶忙请来电脑高手但不能恢复，惊异之余难道只有丧气吗？于是，稍作停顿，我又投入了回想与重组，写成此文。
有人说，你们这些人上山下乡，现在都在一定的岗位上，当年的插队生涯就是一笔财富。我不以为然，我们这一代人走向农村，走向大山，走向边疆，它是当年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需要，它是十年浩劫的特殊产物。有多少青年在当年献出了青春和健康，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有多少青年回城后，工作得不到很好的安置。又有多少青年由于文化和环境的原因，过早地下岗待业退休了。时代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是过多的磨难和过多的摔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或许是一笔上好的精神财富。插队生涯早已远离我们而去，但它所打下的烙印将终身不能熨平，有些还会连接到我们的下一代。在任何情况下，它将矢志不移地鼓舞着我们朝前走去，直到永远。我们不能忘怀蒙城父老乡亲在当年对我们的关心、培养和照顾。这次返回，县、乡、村干部和老乡在热情接待和期盼中所透出的浓烈的情谊也将使我们永生不能忘记。
我于一九七五年初经招工入蚌埠铁路机务段当工人，一九八一年经考试进入蚌埠铁路运输法院，一九八四年调入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工作至今，现为三级高级法官，任副院长职务。
写于二00八年十一月上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