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回望蒙城》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早已关闭的记忆之盒又打开了，以为已经遗忘的往事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竟然抑制不住写出来的冲动。三十年了，那阵我才十七岁呢。
　　　　　　　　　　　　　　　　　　　　　　　　　　“茅　　厕”
　　说起“茅厕”现在的年轻人很文雅地叫“洗手间”、“WC”，比较大众化的叫做“厕所”，当然这些与我在插队时的“茅厕”是大不相同的。在插队前我们也已经听说农村用茅坑方便的，想象中总应该是在一间房子里，地里埋一只缸吧。
当年我们冒着漫天大雪平里迢迢地到了所在生产队，一路上竟未解小便。在家时，我从不在外面解手，于是形成了习惯。可没想到这习惯竟害得我在农民家不知所措。
　 　我们一到生产队就被分在了两家人家中吃饭，我被分在了队长家。吃饭前，我偷偷地对一起来的同学说想上厕所，她也表示要去。于是我们就问队长老婆厕所在哪儿，谁知道这一问倒问出麻烦来了。我们说的是上海普通话，硬梆梆的。他们说的是安徽淮北土话，竟无法交流。队长老婆表示听不懂我们的话，就叫来了队长及围在门外的众人，我们也只好不顾难为情地告诉他们想解手，他们茫然。无奈之中只好又是比划，又是解释，可越说他们越糊涂，情急之中他们叫来了村子里最有学问的高中生作翻译，于是就忙乎开了，一会地端来了茶杯，一会儿又端来了洗脸水，看我们又是摇头，又是着急，他们只好挖空心思地想，最后总算有某人说起了机房，因为电磨机房比较符合我们说的什么大缸。房子的要求。于是他们说先吃饭，明天带我们去看机房。这下可把我们急的，这如何能憋到明天呀，别说明天了，就是再过一个小时这膀胱也就要爆炸了。于是我们坚持要现在就去，这下他们可纳闭了，这黑灯瞎火的去什么机房呢，心想这些知识青年积极性挺高的，刚来这儿，饭也不吃，就要参观机房。就说天黑了，没有灯（那时都是煤油灯）。我们说没关系。他们见我们再三坚持要去，也就不勉强了，让队长的大女儿（幸亏是女的）带我们一起去。到了机房我们一看，乖乖！黑乎乎的看见一口半大高的大缸，叫我们如何上去解手呢，就是上去了又如何解手呢，万一掉下去--- 今后将如何面对“吐故纳新”这个最实际的问题呢，真是够悬乎的。当时，情急之中我们也顾不得想许多了，两个人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就地解决问题。这下轮到队长女儿目瞪口呆了，原来如此！等我们完事，她领我们去了她们家的茅厕。面对她们的茅厕，才知道这儿的所谓茅厕是用高粱秆搭起来的仅容一人的小棚，飕飕的凉风从高粱秆间的缝隙中钻进来，一进去就不由得打一冷禁 。下面有一口缸埋在土中，缸的两边各垫一块石头 ，用于踩脚，门是敞着的，无遮无栏。这还算比较考究的，简单的仅仅用土上垒一段约齐腰高的土墙，大小便随地于其中，进去时要掂着脚，留心着地上，人蹲下来半截身子还露在外边。怪不得我们不认识了！
　　那天，天太黑看不清楚，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茅厕如厕，吓得又逃回来。首先是满缸的组在蠕动，有的已经克服重重困难爬到了外边，甚至已经到了供人们站立的石块上，与人抢占此一席之地；其二是前面无遮档的东西，虽然是在屋后或沟边，但仍然有人经过的可能性，人在其中岂不太提心吊胆。于是只有回到自己住房，就在上海带来的痰盂里解决问题。这下又轮到社员们看西洋镜了，天天早上社员们蹲在墙脚手里捧着碗吃饭的时候，我们一人手中端一个五颜六色的痰盂轮番往茅厕去，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那时淮北农村都很穷，一般人家都没有搪瓷日用品，脸盆是一个粗陶瓷瓦盆，洗脸。洗碗、洗衣服甚至和面都是它。特羡慕我们的一些搪瓷脸盆之类，而这个痰盂他们都不知何物，经过仔细观察才明白其中奥秘。但对此举他们则不以为然，认为用如此之高级的东西来放粪便太奢侈了，而且还要放在房间里，多不卫生！就说你们上海人是假干净。时间一长，我们也嫌每天倒痰盂太麻烦 ，也就开始上那种厕所了 。记得我们刚去时还挑三拣四地找厕所，后来竟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在干沟里、玉米田里方便了。
　　那天晚上，队长大女儿的涵养挺好，回去之后啥也没说，算是给我们面子的。但是熟悉了以后，在田里，当我们和妇女们一起干活时又旧事重提，大家一起大笑不已。
　　当时，象这样的由于文化差别、语言差异造成的笑话还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渐渐就与他们相似了。有的同学甚至完全看不出是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不仅皮肤晒得黑，打扮也已经同化，穿大襟衣服，说一口地道的淮北土话。这我倒是自愧弗如，不过时代的痕迹到现在犹存，就是不讲究打扮，与时下的风格有点格格不入。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虽然由于下乡插队耽误了不少学习知识的时间，但是那些个有苦有乐的岁月也给予了我们很多东西，我觉得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我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我后来的生活中得益菲浅。
　 　　　　　　　　　　　　　　　　　　　　　　　　　泥　　土
　　插队也就是与泥土打交道，那时插队也叫“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在插队的几年中，我不敢说心炼得有多红，但是滚一身泥巴倒是不折不扣的。
　　淮北的泥土很奇怪，平时很坚硬结实，但一下起雨来就粘乎乎的。走路也得有技巧。我们刚去那会到了下雨天出去，鞋子上粘着厚厚的泥巴，走一步粘一下，泥巴越粘越多，于是走几步就要踢一下，把鞋上的泥巴踢掉，否则鞋子就会象个大泥锤。在泥巴与鞋子的抗争中，鞋子往往不是被粘掉就是被踢掉。我们惊异地发现，他们农民的鞋上从不粘泥，走路又轻又快，不家我们走起跑来简直象是在扭世界上的最糟糕的秧歌，最遭殃的还是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时不时地会有一个泥团从天而降。与我们一起赶集的农民总是被我们的那副狼狈样逗得直乐，可我们却尴尬得想笑又笑不出来，因为稍微一分神鞋子就不在脚上了。终于渐渐地我们也学会了走泥路。下地时，我们和农民一样打着赤脚，裤腿卷到膝盖上。打着赤脚走在半干半湿的泥巴地里。边走过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软软的，很舒服，特有趣。记得我接到卫校录取通知书时就是打着赤脚，赶着牛车，在送公粮去公社。那阵子女孩子赶牛车的也就是我们知识青年，当地女孩子是从不做这种事情的。
　　没想到的是淮北的泥巴还欺生，就在我们得意地打着赤脚走到地里去之后不久，从脚上开始发出一了许多红斑点，奇痒无比一抓就破。接着流黄水，这黄水就象是有种奇特的魔力，流到哪里，哪里就发皮疹。又痛又痒，坐卧不安。开始还有点不在乎，后来越来越凶，由整个脚蔓延到了小腿，继之又向大腿进军，加上发炎，又红又肿。我们小组的五个同学都未能幸免。当时一走进我们的房间，豁然可见的是朝天竖着十条腿，象是在一个烂脚林中。我们也不顾什么体统了，更别说现在的女孩子常讲的什么“风度”、“形象”之类 。因为一旦脚放下来就加剧了脚的胀痛 ，而且黄水粘着被单结痴的话一撕下来就血乎乎的了。只有晚上不得己才放下来，毕竟举一天腿是很累的一件事。我们的被子与床单都是斑斑点点的，简直不象样，这床浸满了我的血迹的、记载着我们生活经历的床单一直用到了去卫校，因为无论如何都洗不干净，同学们都笑话我，省得每洗一次就解释一次，只好扔了。那时农民们对我们可好了，很关心我们 ，给我们出了很多的主意，可对我们却无济于事， 这就是水土不服。原先怕家里知道了着急，一直未告诉家人，事到如今也只好向家里求援了，一封信写回家，竟寄来了一大包药品，足够开个外伤门诊。按照老爸的吩咐，如此这般地洗洗涂涂，大家都很快痊愈了。药还剩下了许多，用这些药我捧着本“赤脚医生手册”，竟也治疗了不少的病人 ，真做了一回赤脚“医生”。那时尽管我们很苦，可我们却都没有哭 ，我们知道哭也救不了自己，只有勇敢地去面对，才能走出困境。
　　淮北的泥土就象淮北人的一种性格。当它干的时候非常结实，可以用来造房子、砌锅台，垒桌子，虽然不好看，但却很结实、实用，有它特有的淳朴和实在。当它湿的时候是如此的粘，如此的有个性，如此的执着。在这贫瘠的土地上祖祖辈辈耕作的淮北人，就是如此的淳朴与执着。对这些淮北的泥土我还真有一点感情。
　　　　　　　　　　　　　　　　　　　　　　　　跳蚤、老鼠、毛毛虫
　　初到淮北，最先给我一个下马威的还数跳蚤。
　　我们原先安排在篱笆公社，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去了三义公社，就这样来到了我们插队的三塔大队前邵庄。前邵庄没有空闲房子，就临时把原来的一个旧牛屋重新收拾了一下，用新泥浆把墙一糊，又借来了一张大床，一切就绪。虽说是牛屋，却与人住的屋子没什么两样，都是用土坯垒的，上面用高粱秆铺屋顶 ，高粱秆上铺些麦秸，最高处用泥一压就得 。这种屋子没有窗子，仅在离屋顶一尺高的地方开几个洞，用于通风透气。门很低，进出一定要低头。我个子高，刚去的那些日子没少碰头。这些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还有一个同学从上海带了窗帘，火车上我们还佩服她想的周到，现在才发现完全是多余的。至于床也就是一个木架子，床垫是高梁杆。在淮北有了高粱杆和泥土几乎可以做出一切东西。
　　刚去那天，我们在队长家吃完饭，就被领进了我们今后生活的家。一进门头就被撞了一下，捂着脑袋走进去一看，一大一小两间，中间用高粱秆隔开，小间里靠墙放了一张大床，大间空空如也。这所谓的空是真正的一样东西也没有，无桌无椅，面徒四壁 。放下我们的行李，天已经很晚了，可咋睡呢 ？五个人大眼瞪小眼。这床最多只能挤下三个人，有人建议四个人打横睡，还是多一个。我想与其这样挤沙丁鱼罐头，脚还要垂在外面，倒不如睡在地上了。于是就地而卧，被子一半垫一半盖，第一次没有洗脚也没有脱衣服睡觉了。大概由于太累了，尽管外面是漫无大雪，我一倒头睡着了，睡得还挺香。
　　可是，早上起来就发现不对了，浑身发痒，一抓一片红疙瘩。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顺着衣缝一溜疙瘩，排队似的。一打听才知是跳蚤的大作。这些跳蚤白大藏身于泥土中，黑夜则出来活动。我们屋里的跳蚤更非同寻常，原先是与厚厚的牛皮打交道 ，又饿了很多天 ，正好途着我们这群上海小姑娘，饱尝了一顿美味佳肴，吃完还于心不甘，索性在我们的衣服里安营扎寨了。这儿的农民们从四岁小童至七旬老叟个个都是捉跳蚤能手，先用手指粘点口水。一粘一个，再用两个大拇指甲对看一掐就死翘翘了。其他同学也慢慢地学会了。只有我特笨，明明看见了，去捉时又不知蹦到哪儿去了。往往睡到半夜就跳起来捉一阵跳蚤，徒劳一番再睡。有个晚上我索性不脱衣服坐在床上，和跳蚤较上劲了，心想这下你总归咬不到了吧，谁知跳蚤也干脆在衣服中不走了，正得其所哉。真是大人无奈小虫何啊！
　　渐渐地我有了耐受住，从以前的一咬一个大红包，到后来只是一个小红点。那时也想了不少办法，泥土中撒六六粉，可是它们居然从土中出来直接在高梁杆中、床缝间、被子里住下了。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真是吃惊这种小虫的旺盛的繁殖力与生命力。我对付它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衣服都脱下来浸在水中，不久就把它们淹死了。换上干净衣服，要不了一天，又有跳蚤进驻了。一点办注也没有，又不能与它们签定“和平共处”条约。
　　无独有偶，除了跳蚤，还有极其放肆的老鼠。这些鼠辈居然无视我们的存在。晚上我们睡下了，它们就成群结队从我们身上窜来窜去。吓得我从梦中惊醒，头往被子中一缩，不敢动弹。于是它们的胆子就更大了，白天也会探头探脑地出来转一圈。这时如有农民在场就会果断地用随手的任何东西当工具，将它们置于死地。在我们屋子里却是人鼠关系倒置的，我们都是些胆小不如鼠的人，这一点我想我们屋里的老鼠们也一定心知肚明。
　　一年后我们搬了新房子，也就与这些跳蚤、老鼠“拜拜”了。就是偶尔有几个跳蚤或者老鼠出没，但与以往牛屋里的那些跳蚤、老鼠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了。
　　说起来真正令我害怕的是那些大毛毛虫。淮北的毛毛虫可不一般，绝非上海见过的小毛虫，最大也不过一公分长，而淮北的这种毛虫有手指头那么粗，足足有一个手指头那么长，趴在豆叶的茎上，一动不动，不注意看不见，那一年也不知何故，地里出了那么多大毛虫，快把地里的豆叶吃光了。队长让所有的社员包括孩子都下地捉虫。按捉虫子的多少记工分。我最怕这种软体动物，要我去捉它真是毛骨悚然。但看着孩子们都捉得又多又快，只好硬着头皮去了。一手拎一只用绳子拴着的瓶子，一手拿一双筷子，用来夹虫子。哟，一条大虫就在我面前的叶子上，用筷子战战兢兢地去夹，心一横夹住了，不料虫子猛地一扭身子，把我吓得向后一跳，一边哇哇大叫，一边把手里的筷子和瓶子都抛得远远的。不可思议的是一条虫子没捉到，工具却没有了。大家都笑我，“这么一个大人，还怕一条虫子”。要是平时激将法还有用，这时候我实在是无法克服这种恐惧心理，尤其是在虫子挣扎时那瞬间的感觉，不寒而栗 。为了不再去捉虫 ，我主动提出要去打农药，这是个大家都不愿意干的活，怕中毒。我可不怕，只要不去夹毛毛虫，啥事我都能干。
　　当年，毛主席有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而我与人斗从无乐可言，与天斗、与地斗是有其乐也有其苦，乐于苦中。可是与虫、鼠斗，却甘拜下风也。
　　　　　　　　　　　　　　　　　　　　　　　　　　　　水
　　在淮北用水可不象上海，十分宝贵。没有自来水，都是从井里或河里一担一担挑来，倒进一口大缸，放点明矾一搅拌，一会地静下来水就很清了。井水冬暖夏凉，喝着甜甜的。夏天干活一身汗，只要喝上一口这井里的水，真是透心凉，比吃冰砖、雪糕还要解暑。
　　那时候一个生产队能有一口机井（机器打的深井）就是很好的了，说明这个生产队还是比较富裕的。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就有一口机井，在村外边 ，离我们住的地方约四百米路，井台很滑 ，井口高出井台约一尺多高，没有电影里常看见的那种轱辘。路虽然不远，但是对着这井却取不出水，眼瞅着农民们用肩担钩着水桶，轻轻一晃，“古冬”一声，桶乖乖地一歪，水很快装满了，一提就上来，挑起就走，一气呵成。看得我们心里痒痒的，跃跃欲试，准备也来一显身手。于是依葫芦画瓢地将桶放 了下去，可是晃来晃去，水桶晃得咣当咣当乱响，就是不侧身。火来了，猛地一晃，“咕隆冬”，水桶脱钩了，眼巴巴地看着水桶在水里打了个转沉将下去，急得我们用扁担乱钩，越搅和水桶沉得越快，水没打到倒赔了一个水桶。没法子只有向农民们求救。终于把水桶打捞出来了。大约我们每个人都掉下去几次水桶，那时我们村里的几个小伙子打捞水桶的水平之高，经验之丰富与我们的促进不无关系。
　　水来之不易，用起来也就格外注意，但是该用的还是要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从不含糊。可能水桶掉下去的频率高，与我们用水多，而且都是用井水有关。农民们却不太洗，一个冬天从不洗澡，晚上也不洗脚，衣服也很少洗一次。这可是我们看不惯的。后来我们渐渐地知道了，这儿太穷了，没有肥皂，就一两件换洗衣服，洗多了容易坏。冬天从没有内衣穿，光着身子穿一件棉袄，当然无法洗了。再说，一年到头只顾得忙地里的活，累得要死还没啥好吃的，哪里还有劲管卫生不卫生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要互相促进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被同化，反而是我们带动了他们，看见我们干干净净的。他们也开始注意起自己的卫生来了。小姑娘们。大嫂大妈们也经常向我们要一些“夷子”（肥皂）用用，有两个与我们较要好的女孩子还用我们的“香夷子”洗手帕，带着香皂味的手帕是她们向同伴们炫耀的资本。
　　在我们的村子里有一个大水塘，一年四季农民们都是用水塘里的水，洗衣、洗菜、浇灌菜园，甚至吃的也是这水。我们却只用井水，一切都用井水洗，包括洗被子，毕竟井水比较卫生一些。这个水塘可是他们的命根子。那年干旱，所有的河、沟水都干了。唯独这塘里有水，地里所有的庄稼都是我们与村里的壮劳力用扁担一担一担挑着这塘里的水浇灌的。
　　这儿的社员还有一个绝技：戽水，用一只桶，通常是一只铁桶，两边各挂两根绳子，绳子很长，两个人站在离水塘一米高处，弯腰将水桶一舀，就势绳子一拉，腰伸直人向后一仰，手往上一扬，水桶中的水就倒在了一个原先准备好的土坑里。这样两个人有节奏地一上一下，配合十分默契，水就从低处到了高处。伴随着水的哗哗声，仿佛在诗中，在画中，在一曲大自然的歌中。这种感觉至今想起来仍令我心旷神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