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有一批中学和高中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报上发表了《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报道了这个乡的事。毛泽东主席读了很兴奋，亲笔写了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的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955年8月9日，北京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萝北县，建立了北大荒“北京庄”。发起人是杨华、李秉衡等。
小学毕业的河北省临西县的吕玉兰，回乡建立了第一个合作社，15岁就当了社长，是全国最年轻的合作社社长。
1955年10月15日，一支由98名热血青年组成的“上海市志愿垦荒队”，来到了江西省德安县九仙岭，其中有25名女孩子，最小的15岁，她们住简易草棚 ，吃稀饭萝卜干，每天只有3分钱的菜金。之后，共青团中央在全国10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动员城市青年奔赴农村。知青的榜样：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就是当年被《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大势宣传报道出名的。
1964年初，党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指导知青下乡的纲领性文件。中央为此成立了“知识青年下乡指导小组”和安置办，各地区也成立了安置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
北京第一批到北大荒去的知青有248人，最小的14岁。
1966年5月17日，上海市文化广场13000多名知青聚会，上海市委要求上海知青“鼓起革命勇气，下定决心”，积极投身新疆建设，在建设和保卫边疆的事业中做出贡献。
1967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但复课闹革命面临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考试制度、大学停止招生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66、67两届毕业生没有分配。
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教育革命”。
1967年11月8日 ，上海市66届大专院校毕业生誓师大会召开。毕业生们表示要到内地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8年3月，北京市青年蔡立坚毅然来到山西省榆次县黄采公社杜家山插队，成了第一个要求插队的红卫兵。
1968年6月18日，上海市组织的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出发，他们都是1966届毕业生，也是上海市首批被批准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1968年，积压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66、67两届，加上68届毕业生，共计达200万人。7月27日，上海首批赴农村落户的 1966届高中毕业生开始陆续前往安徽和上海市郊区的崇明、奉贤等县的国营农场。毕业生在临行前，各校都举办了上山下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68年8月起，全国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1968年12月22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没有工作的城镇居民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去。由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1969年是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 、每所学校 、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知青许多人被下放到了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全国知青大量的在本省农村插队，共有267万多知青投身其中。
1969年12月 ，在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示发表一年时，上海已有48万高 、初中毕业生奔赴黑、吉、蒙、滇、黔、赣、皖和上海市郊区农村插队落户，原上海市中学红代会全体常委全部奔赴边疆农村。
到1972年，上海知青猛增到百万人，并涌现出金训华、黄山茶林场11位小将、郑培志等一大批英雄人物。金训华是为在激流中抢救两根电线杆牺牲的。
1972年林彪事件和1973年李庆霖“告御状”后，在上山下乡背后的知青的苦难历程也不时通过一些会议渠道，小道消息在扩散。
下乡几年后，红卫兵步入了青年。七十年代的知青有了政治危机感，特别是林彪事件后，他们得以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农村冷静地对自己、对社会作了反思。红卫兵运动已走向了低谷，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了幻灭。
据1975年12月23日新华社报道：在毛泽东主席1968年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鼓舞下，全国知青一浪接一浪地掀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到当年年底为止，我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已达到1200万。
1975年当年，全国有200万知青上山下乡。
1978年10月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谈到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 ，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直接分管知青工作的副总理陈永贵说：“知青工作很复杂，我们几个副总理一提起这事就头疼。”知青问题几乎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由于其时间跨度大，涉及人数多，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老大难问题。在李庆霖事件后，中央才根据毛泽东的“统筹解决”的指示，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
1976年2月 ，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 “知青问题，宜专题研究 ，先做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予解决。”可是，直到他老人家逝世，也未“解决”。
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知青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知青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这是对这场运动的总结。
197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经济计划的要点》中提出：要按照“四个面向”的原则，妥善安排城镇知识青年。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对于尚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使他们安心于农村。
1978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是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四川1亿人，平均1人不到1亩地。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我们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归纳起来，就是要开辟新的经济领域，做到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其他领域也要这样做。
1978年5月2日 ，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 、教育部联合发出 《 关于积极组织今年报考高等学校的知识青年复习文化课的通知 》。《通知》要求，知青所在的生产队 、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青报考高等学校，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
1978年6月2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的《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由国务院批发给各地区、各部门选点试行。《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以后，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或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留城的知识青年，可以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
1978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多次谈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基本思路是，在坚持上山下乡方向、稳定大局的前提下，着眼于少下乡或不下乡，逐步地从根本上解决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
胡耀邦7月3日同国务院知青办主任许世平谈话时指出：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要逐步减少，以至做到不下乡。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是可能做到的。安置方向主要着眼于城市，先抓京、津、沪三大城市。国务院知青办根据胡耀邦同志的谈话精神，于7月9-10日邀请京、津、沪三市知青办主任座谈，研究城市如何广开就业门路，逐步做到城镇青年多留城、少下乡的问题。
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陈永贵7月13日听取许世平汇报后，纪登奎说，他们提出要区别对待，有的下乡，有的不下乡，能行得通吗？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逐步调整上山下乡的政策，减少人民的负担是个大问题。原则上不搞插队。用办青年点的方式、工厂办农场的办法加以安排。把10亿的安置经费装备他们发展生产，不搞零星补助。
华国锋主席7月19日同胡耀邦谈话中提到知识青年问题时说，小平讲能不去（下乡）的可以不去，每年花20亿，农民还不欢迎，和农民争饭吃。城市要想办法扩大就业门路。
在7月21日国务院务虚会上，国家劳动总局局长康永和讲到上山下乡问题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说，每年国家、地方、企业要花20余亿元（用之于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方向要坚持，但采取什么方法要确定。
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接着说，过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很厉害，搞城乡劳动力交流。我们国家这么大，对劳动力的安置完全采取一种办法不行。
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 ，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管知青工作的党委书记或常委、知青办主任及中央有关部委、各总部、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总结了16年来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确定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解决知识青年问题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是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决策性的会议。
党中央对开好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会前，自下而上做了较充分地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先后听取和讨论了关于知青工作情况的调查汇报；会议期间，李先念、纪登奎、陈永贵、彭冲、康世恩还同各地区负责人进行了专题座谈；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会议历时41天，12月10日举行闭幕大会，由纪登奎主持，陈永贵作总结报告，李先念就当前形势做了重要讲话。
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和通过了会议产生的两个文件。它标志着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大历史转折。
同日，中央批发了这两个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即中发[1978]74号文件）。文件指出：
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 ，实行“进学校 、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城市要积极开辟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为更多的城镇中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和升学条件。逐步缩小上山下乡范围。矿山、林区、小集镇和一般县城的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下乡。今后下乡人数将逐年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今年上山下乡不再搞分散插队，可以因地制宜地举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农工牧渔业场、队，集中安置，国家给予扶持。积极妥善地解决好在乡知青的问题，对1972年底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做好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切实加强对知青的保护工作。
1978年年末，本年各地动员下乡的阻力最大，经过大力工作仅下乡48万人，占年度下乡计划134万人的35.8%。平均每省、市 、区1.6万多人 。下乡人数最少的有：四川3700人，天津600人，广西200人，青海100人。而当年调离农村的知青达到255万人。
各地尽管在留城政策、下乡范围和安置方法上都有所松动和改变，仍普遍感到动员工作步履维艰，实际上，都在观望、等待着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怎么调整政策。
全国知青“胜利大逃亡”是从1978年云南知青开始的。上海知青丁惠民是个重要人物。
1978年9月，云南景洪农场教师、上海知青丁惠民等人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了一封公开联名信，信中历数了云南广大知青的困惑、烦恼以及对生活的绝望，希望能在政府的帮助下，回到自己的家乡。
10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央下决心解决知青的七个方面的问题。
10月31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会议纪要认为：“今后一般不办理病退、困退，如果家庭和本人确有特殊困难，可以通过组织商调，分到新的工作岗位时，其待遇按调动工作处理”。这一决定在支边知青中一下乱了套。他们说：到农村插队，可以通过招工回城，
云南知青出现了顺口溜：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改变现状，只有上访。于是，罢工、请愿之风迅速在各地兴起。
11月16日，丁惠民给邓小平副总理写了第二封公开联名信，信上签名的知青逾万。其后，云南七个农场的三万多知青参加了罢工。使工作瘫痪，生产停顿。
12月7日，云南知青再次向华国峰 、中共中央、邓小平写了第三封请愿信，同时，成立了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筹备组，组织北上请愿团。
12月9日，知青发布了北上宣言，同日开始大罢工。罢工席卷了云南全省。
12月16日，请愿团从云南省景洪出发，次年2月27日到达北京。
云南省的知青，在全国占的比例不大，仅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却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注目。1973年7月，中央关于惩治吊打知青和强奸女知青的文件都是针对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整个兵团，发生捆绑吊打知青1034起，受害知青达1894人，其中2人被打死；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达430人。
197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中国青年报》同时刊登“国务院关于春节期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为了进一步发挥广大知识青年在新长征中的生力军作用，各地在春节期间在城乡要通过联欢会、报告会、家访以及召开知青座谈会和家长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进行宣传、慰问。有关领导同志要亲自参加慰问活动，并听取他们的意见。表扬先进，切实解决下乡青年特别是已婚青年的困难。
《通知》还要求各地组织知青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文件，引导广大知青从大局出发，服从国家安排，团结一致，加强纪律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1979年1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由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出席会议的有王震、陈慕华、谷牧、王任重、康世恩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基本同意国务院知青办1月18日报送的《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是：
1．把农场办成农工联合企业，适当提高工资，把知青稳定在农场。
2．参照以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商调回城，由知青部门负责办理。
3．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由其子女顶替。
4．从农场参军的知青，退伍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安置工作。
5．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6．上海郊区到农场的青年，可以允许回原籍社队。
2月17日，国务院下发[1979]40号文件，决定停办“五·七”干校，由原主管部门根据需要，可以改为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或技工学校，有的也可改为轮训干部场所或农副业生产基地。如本部门不需要的，应优先拨给农林部门举办农业学校、干部训练班、农业科研或其它企事业单位使用，以利农业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
1979年6月上旬，云南省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时，昆明、成都和重庆代表很干脆，表示保证在六个月内，优先安置云南知青返城。但北京和上海采用了变通办法，同意走病退、困退这条路。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发北京市委、市革委会《关于安排城市青年就业问题的报告》，指出认真抓好待业青年政策的安置问题，是当前城市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最近，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在解决安置待业青年问题上，找到了不少好办法，创造了一些好经验。实践证明，只要领导重视，解放思想，广开门路，统筹安排，充分走群众路线，城市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完全可以得到解决的。
北京市为了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在政策上做出一些具体规定：
一、今后应届高中毕业生除准备考大学和在本年内上山下乡的以外，一律由学生家庭所在街道办事处，连同其他待业青年统一管理教育，统一分配。
二、 放宽招工的年龄限制，凡35岁以下的城镇待业人员均可参加全民和集体企业的招工考核。
三、参加生产服务社的，可以从参加之日起计算工龄。其工资、奖励、福利待遇，全市不作统一规定，允许低于、同于、高于全民所有制单位。今后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招生以及国家征兵时，应一视同仁，允许他们参加。
10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时指出，除了经济工作外，还有处理就业问题、上山下乡青年回城问题。这些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但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也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比如知识青年问题，不从经济角度解决不行，我们解决这样的问题，要想宽一点。下乡青年过去一个人由财政部一次给500元，现在如果一部分人在城市就业，不下乡了，是否可以把这笔钱用来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用经济手段来解决这样的政策问题，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不解决不行，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
年末，1979年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一些重大比例关系开始向直辖市合理的方向发展，整个经济比过去活了。由于广开就业门路，全年共安排903万人就业。这一年，除上海、宁夏、西藏外都有少量的知识青年下乡，共下去24.77万人，主要是到集体所有制知青场队和国营农场。同期通过招工、招生、病退等调离农村的有395万人，年末在乡的知青还有246.9万人，其中插队的75.9万人。
1980年5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教育问题时，总书记胡耀邦说，要把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种地的办法改过来，要用其所长，不要强其所难。过去的办法是一举两害，现在要一举两得。过去那种方法也有点道理，粮食没有过关，要吃饭啊！要使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必须采取政治鼓励和经济吸引相结合的办法。湖北招聘上海的退休工人，对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很有成效，立竿见影，将来减少城市人口，可能要走这条路。
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这个决心要下。像北京，我不主张再搞上山下乡了。北京、上海可以多办师范学校、医科院校，派教师、医生支援落后地区。支援落后地区的工资可以提高一点，这比拿大笔钱搞上山下乡划算。
中央财经小组5月9日听取劳动工作汇报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组长赵紫阳说，在我国情况下，还不能全部就业。真正的人口问题，不是城市，而是农村。想叫城市人到农村去，根本行不通。根本问题是农民要减少 ，过去想把城市的负担叫农村来负担 ，今后城市和农村各负担各的。过去一讲城市人口多了，就想往下边安排，到郊区也不是长期办法。有些工业必须吸引农民劳动力，农民劳动力没去处是个大问题。
10月1日，国务院知青办《情况简报》刊登《北京市上山下乡采取新的办法》。即对中学毕业生过去划分留城、下乡的政策不再执行。城镇知识青年到知青场队和农林牧场参加劳动，订立劳动合同。在合同期内计算工龄，合同期满可以留场就业，也可以延长合同期限，也可以回城。在农村劳动期间，原城镇户口关系的性质不变。同时规定，1980年以前下乡在知青场队的青年，从下乡之日起计算工龄。
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了一份《二十五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失误、教训等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基本看法：
第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我们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第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决定》提出，今后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大力提倡和指导待业青年组织起来，在集体经济单位就业。适当发展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倡导自谋职业。建立和健全劳动服务公司机构。劳动服务公司要组织就业和就业前训练，并发挥劳动力蓄水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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