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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小田打电话来说,叫我把他修改后的大串联改一下错别字,我改后现在寄来.同时寄给文灿,大家再看看可否.小田的文章引人入胜,明明是残酷的阶级斗争,明明是荒谬的举动,加上危险和困难的遭遇,他从一个少年的角度,写来不觉其苦,反而趣味横生,里面多处有天真的童趣,然而又暴露出浩劫的种种事实,真实地再现了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
( 1 ) 序
我娘从长春回来，已是炎热的八月了，小屋前面的两棵梧桐树正长得茂盛，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四号的蒋蕾、吴朝珍与八号的周培泰一起来看我，听他们说我们不久就要毕业了，基本上是四个面向。红卫兵门总算是安静下来了，因为上海市委的大权已交给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管理，王洪文已经造反成功，从上海市革会调到了中央，继续领导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九月份一开学，零陵中学的两派红卫兵也坐在一起了。学校里既没有校长也没有教师，只有没解放的牛鬼蛇神和工宣队、军宣队代表。校门口的一面大红旗上写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上海市工矿工作的位子成了金牌，只有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或是与工宣队有关系的人才能得到，自然是与四类分子子女没有关系。十月、十一月份该到厂里报到的都早已金榜题名，很是羡慕死人！一直到了十二月三十一号毛主席最新指示下达，所有的工矿名额全部冻结，徐汇区首先实行了一片红，大概是因为该区的革干、革军子弟比较多的缘故，再加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子女的热烈响应，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就是违一的选择 。零陵中学工人子弟占80%，学生们自然没有左派的狂热病，工矿、服务性行业的位子早被抢光，所以我到学校去的时候，那些出身好、还没有到工矿去报到的人都垂头丧气的聆听工宣队、军宣队员们的教导；“ 最近啊， 安徽省阜阳专区要招一批学生到那里去安家落户，我们徐汇区所有的中学生要到安徽去的现在就要开始报名了。”工宣队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专门安排两个人对付一个人，我那时候算是67届（2）一班的初中毕业生，剩下的人只有十几个了，谁都知到我的出身不好，所以认为我只好下乡，而那些出身好的却在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下痛哭流啼！“好啦！死蟹一只了，我们只有到外地去了！”轮到工宣队做我的思想工作时，我一点儿都不怕，虽然我不知农村有多艰苦，可我知道了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城市里是很可悲的，为了早日脱离这种状况，我想还是离开的好。
等我把行李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娘又从东北回来了，姐夫（姚哥哥）也才知到我要去插队，他们想阻止我这种未经考虑过的荒唐行为也已经来不及了。哥哥似乎觉得这事也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上海户口一迁就不能再改回来了，而我却感到有些不理解，并没有觉得很后悔的样子。看到我的邻居和小伙伴们都在谈插队，娘也只好强打起精神帮我准备上路的行装，哥哥拿出在汽车齿轮厂当月的工资买了一些洗脸盆、网线袋、手电筒之类的生活用品，拿起床上的旧被子再缝那么一下就成了我所有的行李。
1969年10月12号，我们被通知到徐汇区大礼堂集中，所有到安徽利辛县插队落户的中学生们在这里集合（当时徐汇区的中学生一律去利辛县报到）我拿着三大件行李刚要出家们，哥哥不在家，只见到娘背着我在小院子里流泪，我的脚步停了下来问道：“娘，您干吗要流泪啊？”“你大哥哥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也是十七岁。一路上可要当心点儿！”娘无奈地说道，然后把我送到了大门口，我才感到这次是真正地离开了家，而不是去串联。上午十点钟，徐汇区大礼堂锣鼓喧天，到处是慷慨激昂的口号声，礼堂里面人满为患，像火车站里一样。“陈文田！我是万忠诚，我们在杭州火车站拦截59次你忘了？你们上去了，而我却没挤上去，现在我们又在同一个战壕里战斗啦！”这一席话又把我从刚才离家时的伤感情绪变成了大串联时代精神的无比振奋。“我在中町公社，你在哪里？”“我在朱集公社，唉呀，有什么关系，还不是跟串联是一样的。你看，这里有那么多人在哭哭啼啼的，像死了人一样，有那么可怕吗？”万忠诚到底是真正的革命军人子弟，有一种革命的大无畏气派！我的情绪一下子好起来了。十点钟例行的政治行势报告我们不要听，我和他一直在说串联时的趣事。下午两点左右，我们的大部队要开始行动了，婆婆妈妈们要动员他们离开，我们零陵中学，茶陵中学的学生集中在一部公交车上，万忠诚又和我走散了。回到本校的队伍里， 又被那些低沉的情绪笼罩着， 又是哭哭啼啼的没完没了，真没劲儿。不过我这次的心情好多了。一阵鞭炮声，车子排着队 ，从徐汇区大礼堂缓缓地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行驶 。“ 向上山下乡的革命小将们学习 ！向你们的革命行动致敬！”区革委会头头们带头喊着口号，我们的车子经过了淮海路，路边的观众在围观我们，年龄大的老太太不时地看到她们在用袖口擦眼泪，车箱里那些人又再议论芬芬：“好啦，我们要去当乡下人了，上海的淮海路就逛不成了。”又是一些丧气话没完没了，我觉得我已经被万忠诚彻底影响了，我想我一到那里准会找他去。许多工交车终于来到了上海北站后门，只见那里黑压压地人群一片，有人在那里高声嚎哭，就好像我们被判了徒刑一样，我哪里知道里面就有我的哥哥！（他们被民兵们挡在了大门口，不准他们进去送人。）
我们从车上下来时就直接进站了。还好，车上都有座位，陈延寿（外号野牛；因他是我们班上最能打架的老留级生，所以长得又高又大，就坐在我的旁边，脑袋伸出窗外哭得正凶。七点正，鞭炮齐响，火车一声启动，站台上的人与车上的人哭成了一团，我们就这样乱哄哄地离开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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