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三味

　　自70年底从机务排下来到73年离开八连到马鞍山上学，我在农业排干了近三年。这三年，是我生活内容最丰富的三年，是对我锻炼最大的三年，也是在我人生道路上打下深刻烙印的三年。春天种地时，在地头，几个人围着一付扑克“找朋友”；夏天锄地时，在垄沟依着锄杠大侃“绿色尸体”和“梅花党的故事”；秋天割地时，在秫秸上想心事；冬天拉地时，在“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的歌声中，寻找着良好的自我感觉。……至今回忆起这段务农时光，我仍能咂摸出各种滋味来。

一　种地

　　72年春天，连里安排我们排去紧靠边壕的七十六晌地种谷子，其阵势可谓浩大：拖拉机在前面开道，后面是五个扶擐谷、五个点籽、五个点肥、五个扶拉子、五个踩格子，再加一个检查质量的，呼呼啦啦的有二十六、七个人。那机车的轰鸣声、梆梆的敲击声和人们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简直就是一部动人心弦的春之声交响曲，而机车过井波等人就交替着点籽、扶擐谷。七十六晌地的每条垄沟长达1500多米，每天要走近十个来回，正常人一天走下来也够可以了，何况这一年我那爱长疖子的病又犯了，而且是长在臀部这尴尬的部位，于是，我每天清早换好内裤，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清洗、换药、换内裤。因为每天要走一万多米，到地头还不能坐着休息，疖子老不见好，往往是好了这边，那边又犯了，真是苦不堪言。连队“一针见血”的医生牛大夫要我打鸡血针，我敢吗？如此吃药换药，换药吃药的一直坚持到种完地。可能是上苍心软了，可能也感到对我惩罚够了吧？疖子总算慢慢地好了。

二　打石头

　　忙里偷闲去连队东南面的石头山打石头，是农业排的主要活计之一，在四排时这种机会最多。打石头也有许多技巧，如何使用撬棍、如何使用大锤，确实有学问，使好了，既能省劲，石头打得又多。坑越大越深，石头就越难打，那就要放炮了。放炮很危险，经常干的有蒋桂林、王学礼、“二咋子”、李井发、我，还有包利炯等人。有一次，仓库里有雷管没有炸药，只好领电雷管，用电雷管需要触发电源和导线相配合，那时，我们没有导线就用八号铁丝，没有触发电源，就用连部手摇电话的电池。放炮用导火索和雷管配合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因为点着导火索后可以往安全地带撤，而用电雷管时，在导线和电池接触的一刹那就起爆了，没有安全撤离的时间，所以很危险。那一天下午，我和李庆贵负责起爆，其他人都撤到场院边上，没安全帽，我拿了两个柳条筐，一个挡在李庆贵的头上，一个顶在我自己头上。只听一声炮响，鸡蛋大的碎石头就落在我俩周围，我俩吓得一动都不敢动。事后真是心有余悸。

三　醉酒

　　刚到兵团不会喝酒，视享用烟酒为非无产阶级生活方式。到机务排也不喝酒，即使到边壕北去换工，在刘凤山、陶亚东和陶凤山等逼着我喝酒时，也只不过喝点色酒。我第一次喝酒是在纪云辉家（后与富拉尔基知青艾玉荣结婚），大约喝了有半斤白酒。从机务排下来后，连里有了酒房，此时开始喝点白酒。后来上学留校工作后喝得也不多，一直到以后因工作性质的关系，喝酒的机会多了，没少喝酒，也没少醉，但第一次醉酒确在兵团。

　　那是七三年六月，正好是铲完地，连里安排我去掏井，是掏姚文举家门口的那口井。我、李井发（半拉子）、张云果三人，从上午九点左右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多，连里食堂送来一盘花卷、一盆拌豆腐，另加一壶酒，约有四斤。半拉子和我抬起杠来，倒了满满一花边碗的酒要我喝，我仗着年轻气盛，一口气喝了下去，喝完酒我端着盆子和碗，一脚高一脚低地从豆腐房走到食堂。当天下午要开会，讨论推荐上学的知青人选参加会议的有指导员耿喜昌、赵井山、张森富、姚文举、邵振生等。我满嘴酒气走进连部，耿指导员看我喝的那副熊样，让我回去休息，我回到宿舍倒在张森富的铺上就睡着了。下午，杜文根回来看我醉成这模样，马上烧水泡茶给我喝，这时，我是喝啥吐啥。到晚上，耿指导员找我谈，要我写个申请，说连里推荐我去参加上学的考试，同时还有张勤宜和袁永定，我一听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酒也醒了。同年九月，我和张勤宜一起坐火车离开兵团开始了新的生活。

　　以后在工作中或是在朋友聚会时也常有醉酒的时候，但这第一次醉酒却让我终身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