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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阿龙山伐木（外一篇）
作者：沈于健
记得是1971年的冬天，很冷。大概是12月初吧，（因为在山上过元旦是肯定的）团部要从每个连队抽调人员上大兴安岭的阿龙山伐木。虽然知道上山伐木条件艰苦，活儿劳累，但莽莽林海究竟是怎样的情景，是否像书中描写的那样充满着神奇？带着对神奇的森林的向往，许多人都积极报名参加。最后，连队决定由乔保庆排长带着上海知青乔关胜、郁刚、李金发、江品方和我；天津知青姚洪臣、石俊华、李远、张瑞林；北京知青马鸿祥、姚鼎；当地青年小魏（魏树生？）上山。江品方年纪最小，才18岁，我和小乔、郁、李19岁，乔保庆23岁，其他人在二十一、二岁。
阿龙山在哪里呢？中国的铁路最北面是内蒙满归车站，阿龙山就在满归的前一小站。
从连队到拉哈乘火车，到齐齐哈尔再转火车，而从齐齐哈尔到阿龙山还要二十多个小时。室外很冷，但车厢里有暖气。因为温度高，脚也出汗，毡袜、鞋垫湿漉漉的，为此，常有人脱下棉胶鞋，让自己的脚透透气，于是，车厢里便弥漫着一股恼人的难闻气味。
到达阿龙山火车站已是下午三点左右。我们乘上一辆敞蓬的解放牌卡车驶向山上的宿营地。
真冷啊！站在这无遮无盖的车上，大兴安岭腹地的寒风如刀扎般地侵入肌体，不一会儿，几天没洗脚的双脚就冻得猫咬狗啃般的疼。大家都使劲地跺着脚，没多久，人就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差不多是处于迷迷糊糊的半睡状态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到了宿营地，天已完全黑了，每个人都冻僵了，迈不开步，走不了路。比我们先几天上山的战友们将我们搀扶下车，送到帐篷里。脱下鞋一看，毡袜上、鞋肚里有一层厚厚的白霜。 呀！脚都冻伤了，脚趾上冻出了泡。据说那天的温度低于零下40度。那种滋味至今难忘！
伐木活儿我们干得不多，主要是归楞（抬木头）。当拖拉机把树从伐木点拉到楞场，负责锯木的就按尺寸锯好，归楞的立即抬走、堆好。
抬木头一天要出几身汗。休息时，我们就把锯下的树梢、树枝堆起来点燃，大家围着火堆烤火。彼时彼刻，只有身临其境者才会对“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有着真切的体会。
要问这活儿有多累，只要听听我们当时的饭量：二两一个的馒头一顿能吃5个！有一次吃大米饭，每人只能买一斤，我吃了一斤饭后又吃了四两馒头，再加一盘肉，而当时我的饭量并不算是大的。
山上用水要到几百米外的泉眼去取。我一直和郁刚俩用一个大铁桶抬水，回来再烧热。后来，泉眼都冻了，只能刨冰，一桶冰抬回来只能化成半桶水。我和郁刚俩除了喝水还要洗脸、擦身、洗衣，要抬两桶才够用，但抬两桶水的时间不够——山上不到四点天就完全黑了。你想，就那么点水，我们每天都出汗的身上怎会擦得干净？衣服会洗干净？幸亏带去了“灭虱灵”，涂在所谓洗过的衣服上，所以好长一段时间内没有长虱，但是，在山上呆了三个多月后，到下山时，几乎每个人还是带着一身虱子回到连队。
八连的战友都会唱那首语录歌——《七三指示》，其中有这样几句：“今 后的几十年，对于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的我们如今已不再年轻。今天，再回忆起那段往事，恰如一首诗中写道：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把它装点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本太仓促的书。
生命的火苗
73年的秋冬季节，在八连。
我生病了，感冒发烧。卫生员张淑华那里没有退烧的针剂，连消炎的药片都没有。高烧两天后达39度，卫生员建议立即送营部医院。
晚饭后，“长脚”袁永祥陪我搭拉粮的汽车去营医院。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安痛定”，就立即离开医院，大概是出诊吧。没想到我药物过敏，医生一走，我就两眼一黑摔倒在地，休克过去了。待我苏醒时，只见“长脚”紧紧抓住我的右手，医生刚从我的左臂拔下针筒，那针筒又大又粗。医生告诉我，他还未走远，听到一阵急促、惊恐的呼喊声，知道有事，就马上赶回医院，给我打了解药针，才使我苏醒过来，要是过了半个小时就难说了。
我顿时感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脆弱，生与死，似乎只有一步之遥。
感谢“长脚”，我朝夕相处的战友，是他，及时将医生找来，才使我生命的火苗在被一阵突如其来的邪风吹动差点儿熄灭时，又重新燃烧起来！
生命诚可贵。
2004年6月写于常州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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